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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运输适用政策的复函

环办函〔2009〕523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你局《关于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运输适用政策的请示》（粤环报〔2009〕4号）收悉。经认真研究，回复如下：

　　一、《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下简称《技术政策》）颁布于2001年，限于当时我国飞灰处理处置技术水平较低、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处理处置设施等条件，为防止焚烧飞灰污染环境，特在《技术政策》中明确规定焚烧飞灰在运输前需要进行预处理。

　　二、随着我国环境保护技术水平和环境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目前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和技术水平都有较大提高，且相继发布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危险废物专用法规。其中关于危险废物运输已提出具体要求：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应当具备“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的条件。如果满足这些要求，可不必要求飞灰在运输前必须进行固化和稳定化的预处理。

　　三、从污染防治技术进步角度看，深圳市环保局提出的“采取密闭运输工具，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处置效率，减少处置成本，按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的原则精神，可以允许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直接运至有预处理条件的处置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置”的方案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进行焚烧飞灰运输的单位必须拥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必须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管理办法。在满足上述两条件且运输距离较短的情况下，垃圾焚烧飞灰可未经预处理而采取密闭运输工具进行运输，集中到有条件的设施进行处置。

　　特此函复。

　　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知识背景·读书·法学教育
——读梁治平等《我的大学》（注1）

贺胤应


梁治平等人写作的《我的大学》，我早就垂涎已久。无奈囊中羞涩，一直停留在在书店里翻阅的状态。然而，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了我，终于在中法图西安分公司开张之际以优惠价购了进来。记得书是星期五早晨买的，至第二天下午时，已经全部读完了。真切地体会了一次什么叫“一口气读完”，这种经历于我极为罕见。读完这本书，让我这个在大学里发表了几篇论文的有点沾沾自喜的人，感到万分汗颜；同时，也颇有几分遗憾及与此书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这本书能早点出版，且我能早点读到，或许我的大学会是另一番模样。现在，读到了，有点迟，但还能弥补一下。毕竟大学还有多半年，这多半年，应该不会再“浪费”了。
《我的大学》是西南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学子学术文库中多部作品的“自序”的结集，是关于大学、关于西南政法学院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中成功者的人生和学术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基本都从大学入校后写起，写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写怎样与学术有心或无心的接触，写怎样在学术上取得硕果累累，等等，直至现在。阅读这些情真意切的回忆性文章，一方面，能使我们这一代人更清晰地体察上一代人求学和成长的艰难和坎坷，感受一位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在思想和知识求索道路上艰辛与快乐。另一方面（也是颇有意义和重要的一方面），通过品味、反思甚或联想，思考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学习及其它可能思考也应当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本篇书评要探讨的问题。

记得刚刚接触法学，就有教法理学的老师告诉我们，要学好法学，必须得有很好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后来，一位有点激进思想的老师甚至还说“从法学到法学是一条‘死路’”。这些中肯的经验之谈，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大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即使不“出”，也留在脑海里发霉了。我似乎也患有这种毛病。梳理完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人生和学术发展的轨迹后，我确信我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甚至可能使自己人生理想破灭的错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太不重视了；大学三年，读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太少了。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虽然都术有所攻学有专长，但同时都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这种知识背景或为哲学、或为文学、或为历史、或为经济学等。例如，田平安读中学时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或做一个能言善辩的哲学家，高考填志愿时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专业和哲学专业（第36页，本文所注页码，无特别说明者，均出自《我的大学》）；江山在哲学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上大学前就已经写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哲学论著（第52页）；李浩因“中文基础还不错”，本科读的就是汉语文言文学专业（第84—85页）；卓泽渊也称他中文学习的相当不错（第201页）；赵万一本科阶段学习的是经济学，具有较为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基础（第226页）；程燎原也自小酷爱历史，高考第一、二志愿分别填报了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不料却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第287页），等等。另外，基于兴趣的原因，书中的许多作者当初在选择法学时显现出或多或少的不情愿性或意外性，但入了“法门”，既来之，则安之，这种因为兴趣而形成的知识背景则为他们在法学领域“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联系到这些学者目前在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杰出成绩，我们似乎可以说，法律学者要想在法学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突破，就必须得具备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之所以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除了兴趣这一至为重要的因素外，似乎就只有一条路：读书，勤奋的读书。书中的许多作者都是这样过来的。顾培东说：“作为彼时西政研究生的一员，三年期间，我不敢有丝毫的疏懒与懈怠，读书和写作构成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第262页）；从小就喜欢读书且有点读书“狂”的舒扬更是认为：“一个喜好阅读的人，如果不去上学，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他把读书和读书的过程视为自己生命的年轮（第274—286页）；张卫平也谈到许多同学“学习的劲头是如此之大，疯狂阅读各种书籍”（第139页）；李少平当时“找来一切可读的书来看”，认为“一本好书，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第94页）；其他人，如舒扬提到的读书最用功的叶峰、江必新、夏勇（第284页），读书读的没有星期天甚至达到忘我境界的潭世贵（第296页）等都让我由衷地敬佩。此外，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知晓，政法学院都属于灾后重建，可读的法律书籍少的可怜，可以推测，他们当时读的书在类型上来说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前辈们读书如此用功，然而，今天的法学院学生却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读书了。笔者今年五月有幸参与了所在年级的一次学生综合状况问卷调查的策划、统计和分析工作。发现大学三年来，全年级近600名学生中竟然有23%的学生没有读过一本法学著作（教材除外，下同）；52%的学生读了1—3本法学著作；15%的学生读了3—6本法学著作；6%的学生读了6—9本法学著作；4%的学生读了9本以上的法学著作（注2）。 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阅读自己本专业书籍的情况都如此糟糕，对于其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书籍的阅读就更不敢想了。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有两方面可能的原因。一是从来不喜欢读书；二是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关于前一种原因，我认为发生的概率十分低。首先，一个能考入大学的学生，足以证明其智力不低，对学习有一定兴趣，不会不喜欢读书。其次，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法律专业日益火暴，报考的学生逐年增多，法律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水涨船高，如笔者所就读的学校，虽属二本，但招来的学生大多都上了一本分数线。因此，就高考这一标尺来衡量的话，法学院学生的素质明显高于其它同类专业（如中文、历史等），从这一点言，法学院学生甚至比较喜欢读书。关键是后一种原因。法学院学生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他们的时间都“消费”在什么事情上了？每一位对当下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学生刚踏入校门，就被各种各样的过级过关考试吸引了过去，形成：大一开始考计算机，大二开始考英语四六级，大三大四开始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参加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注3）。 同时，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且具有实质意义（奖学金）的评价体系，也使许多同学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高中阶段的老一套学习进路，抱守残缺，仅局限于上课、读教材、考试突击复习、争取分数，视野得不到扩展。大学标榜的是一种素质教育，实则仍然是一种变化了形式的应试教育。这一点，全国的大学和法学院基本是一样的。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读书自然没有时间。前面关于读书的调查情况在许多大学都存在，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产生的直接后果有二。
首先，法科学生人文素质的下降。人文素质怎样获得，除了学校设置的课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读书，尤其是读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现在，法科学生很少或根本不读这方面的书籍，知识面自然狭窄，人文素质必然不高，进而，会影响到法律人的整体素质，这对我们建设法治十分不利。众所周知，在西方诸法治国家，法律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十分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大力呼吁应提高中国法律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这种要求是正当而且必要的，也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的一环。但问题是，我们的法律人们是否具有那样的“素质”去获得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在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能力与他所工作的地区的发达程度及他在这个地区中的社会地位一般是成正比例的。
其次，法学研究生素质的下降。近年来，研究生素质下降，学历贬值，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法学研究生也不能例外。法学研究生素质下降的根由在于本科生素质的下降，两者是前后相关的联系。由于本科阶段学习的教条和知识面的狭窄，使得许多在本科阶段学习较好的学生考上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呈现出一种类似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劣势”（注4）， 即以前那种学习路径不再起作用，迫不得已而更加着迷于他专业里的那一亩三分地。于是，学问不是越做越深，而是越做越僵化，越没有潜力。进而，为完成所谓的科研任务，掏钱发表论文成为时尚（注5）。
鉴于此，我认为，并呼吁。
第一，改革现有的法学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大学四年，应该拿出一年半的时间来开设一些少意识形态性而多科学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培养起法科学生基本的哲学社会科学常识，法学专业课则开设在余下的两年多时间里。
第二，要充分重视就业难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减少以至根除学生中急功近利的心态，形成一种读书，静心读书，读自己喜欢书的氛围，让大学生在读书中获得乐趣。

历来，能对读书及教育问题谈四说三者，非资深之辈莫属。而我，又何德何能，明知故犯，岂不冒天下之不韪。所以想说，理由有二。一是作为一名正在接受法学教育的的学生，我对法学教育之现状有切肤之察，我更理解作为一名法科学生最需要什么。二是应该感谢《我的大学》，通过阅读及产生共鸣，使我终于鼓起勇气将心中积蓄已久的东西写出来。但就这本书而言，仍然有两点遗憾。一是作为回忆录，尤其是非专业作家撰写的回忆录，容易犯一个错误，即对回忆中的人和事往往流于过度的夸张和赞扬，使原来真切的事实变了味。在阅读一些文章的过程中，我不时会感觉到，似乎当时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都很用功。多次翻阅之后才在舒扬的文章中释了惑，当时也有学生“平日不怎么认真读书，考试前就临时抱佛脚居然也能像模像样地混过去（第285页）”。其次，因为是人生和学术的回忆录，一些文章完全成了学术观点的堆彻，《老师栽树，学生乘凉》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没有读过作者写的论文，读起来就颇有点困难，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还是值得称道。对于生活在今日僵硬教育体制下想学点东西的莘莘学子来说，十分值得一读；对于关注中国大学教育、法学教育及其改革的人来说，也颇值一读。
注释：
（1）梁治平等：《我的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李永宁执笔：《关于法学一系2001级学生综合状况系统问卷调查的总结报告》，2001年9月， http://www.nwupl.edu.cn/xwfb/subSite2596/program14340/15182.htm
（3）这里一个对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张卫平谈到“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像‘大字报’一样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这些文章无疑构成了当时大学的一道风景线（第141页）”。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各种各样的培训海报、招生广告也构成了一道风景线。尽管时代不同了，这种对比却颇值我们思考。
（4）杨小凯：《后发劣势》，载张曙光主编《思考变迁—经济演讲录》，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5）余杞：《研究生的论文》，载《读书》，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