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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卫生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卫生部 公安部关于印发《贩卖安钠咖毒品罪的案例》的通知

1986年3月5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卫生部、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卫生厅（局）：
“安钠咖”在医疗上用作中枢神经兴奋药，但滥用就会成瘾，成为毒品。卫生部1979年下达的“医疗用毒药、限制性剧药管理规定”中将安钠咖粉、针、片剂均列为管制的品种，只准供医疗使用。中共中央、国务院〔1982〕34号文件《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紧急通知》中明确指出，对吗啡、杜冷丁、安钠咖、咖啡因等麻醉药品、毒限剧药要严加管理，严防流毒社会，发生流弊，违者依法惩处。
近几年来，山西、河北、内蒙、辽宁等省、自治区一些地区的违法犯罪分子将医疗用的“安钠咖”贩卖到社会上，致使许多人吸毒成瘾，严重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社会秩序。为制止这种吸毒活动的蔓延，必须严惩贩毒罪犯。现将山西省运城市制药厂厂长张水月等6人贩卖安钠咖毒品罪的案例印发给你们，请转有关药品生产、经营和医疗等单位。要求严格加强对安钠咖、咖啡因等精神药品的管理，并请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1985年7月12日法（研）发（1985）15号通知的精神，对于贩毒罪犯要依法从严打击，以震慑罪犯，张扬法纪，严厉制止吸毒贩毒的违法犯罪活动。

附：张水月等6人贩卖安钠咖毒品罪的案例
被告人张水月，男，46岁，山西省闻喜县人，原系山西省运城市制药厂厂长，1984年6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郑志刚，男，42岁，山西省乡宁县人，原系乡宁县西交口卫生院停薪留职医生，1984年6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郑安章，男，41岁，农民，山西省运城市人，1984年8月2日被逮捕。
被告人孙志民，男，41岁，农民，山西省万荣县人，1984年6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吉祥，男43岁，山西省运城市人，原系运城市制药厂机修车间主任，1984年8月2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长锁，男，43岁，山西省运城市人，原系运城市制药厂供销负责人，1984年6月6日被逮捕。
1983年3、4月间，被告人张水月严重违反国家关于禁止药厂自行销售一类毒限剧药的规定，在明知购买者不是将毒限剧药用于治疗疾病，而是贩卖给群众吸食的情况下，先后3次批准将本厂库存的一类毒限剧药原料“安钠咖粉”615公斤，非法出售给农民王法荣、王堂学2人（已另案处理。王法荣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王堂学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王法荣、王堂学2人将所购“安钠咖粉”高价出售给山西省河津、万荣等地的群众吸食。
1983年5月，被告人郑志刚与郑安章相勾结，通过运城市制药厂职工陈耀东（已免诉）以乡宁县交口医院的名义，从该厂购买一类毒限剧药“咖啡因”50公斤，高价出售给乡宁等地的群众吸食。郑志刚非法获利1662元9角，郑安章非法获利316元。
1983年5月和8月，被告人刘吉祥先后两次从运城市制药厂购买“安钠咖片”900瓶（每瓶100片装），转手卖给被告人孙志民，从中非法获利198元。孙志民将“安钠咖片”带到万荣和内蒙等地高价出售给群众吸食，非法获利355元。
1982年11月，被告人王长锁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出售本厂生产的“安钠咖片”340瓶，并将“安钠咖片”列入销售目录。1983年春，王又经张水月同意，将库存的8003瓶“安钠咖片”销售给群众。
上列被告人贩卖毒限剧药的行为，已造成严重后果，使很多群众吸食毒限剧药成瘾，精神萎靡，无力劳动。万荣县1农民因吸食过量致死。
1985年8月19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运城分院依法提起公诉。1985年8月29日，山西省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水月身为制药厂厂长，违反国家规定，大量出售毒限剧药，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人身健康与安全，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贩毒罪，应予从重处罚。被告人郑志刚、郑安章、孙志民、刘吉祥大量贩卖一类毒限剧药，给群众吸食，情节严重，已构成贩毒罪。被告人王长锁擅自出售“安钠咖片”，并将“安钠咖片”列入销售目录，致使大量“安钠咖片”流入社会，情节严重，已构成玩忽职守罪。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列各被告人分别判决如下：
张水月犯贩毒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郑志刚犯贩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贩毒资金和非法获利3662元9角；
郑安章犯贩毒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贩毒资金和非法获利1990元；
孙志民犯贩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贩毒资金和非法获利1707元4角5分；
刘吉祥犯贩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没收贩毒资金和非法获利1467元；
王长锁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没有提出上诉。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广大公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为了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惩戒因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而导致的人身、财产和个人隐私受到的严重侵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对实践中频繁出现的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其实有二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笔者将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概念、犯罪构成、司法实践中的认定谈些看法。

　　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从该条的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构成。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安全和公民身份管理秩序；该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该罪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可以构成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所谓故意，即明知公开、泄露他人信息会侵犯他人的权益和危害社会，却仍然去实施这种行为的心理状态。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涵义和特征

　　日本2003年颁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中的个人信息，是指根据包含在该信息之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等其他记录，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由于我国尚无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没有明确的规定，修正案也没有对公民个人信息作出界定。一般来说，公民个人信息是指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码、职业、职务、学历、民族状况、婚姻状况等相关信息。但笔者认为，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对象的个人信息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对象必须是一旦泄露即可能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应是本人不希望为一般人所知晓，具有法律保护价值的能反映公民个人生理及身份特征、社会生活经历及家庭、财务状况及社会生活过程中取得、采用的个人识别代码。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主观上不希望他人知晓，二是具有法律保护价值的，三是一旦泄露即可能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严重侵害的。

　　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界定

　　《刑法修正案（七）》第二百五十三条是这样规定的“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从该条文的规定看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有一个修饰语句，“上述信息”， 那么它应当是指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但在实践中除了上述几类行业所掌握的个人信息外，还有很多包含公民姓名、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与公民个人存在关联并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信息，同样对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个人隐私构成严重威胁，如从房地产销售渠道流出的购房信息、从保险公司流出的客户信息等等，这些公民个人信息被窃取或者被非法获取，情节严重的也应该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因此，笔者认为，只要是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均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而不局限于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部门和行业掌握的个人信息。

　　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 “非法获取”行为的认定。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首先是“非法”， 非法是指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本罪的行为方式表现为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信息， “窃取”和“其他方法”。“窃取”指秘密盗取。“其他方法”指“窃取”之外的非法获取手段。“其他方法”具体有哪些表现刑法没有规定，实践中表现形式多样。但不论何种形式，在性质上都应当与窃取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应具有一定的主动性，除窃取（包括偷拍、秘密录音、秘密跟踪调查等）之外，通过骗取、利诱、胁迫、抢夺、抢劫、恐吓、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等法律明文禁止的手段而获取的，均可视为“非法获取”。

　　五、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

　　依修正案，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方可追究刑事责任。但何为“情节严重”，尚无明确的规定可循。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掌握的“情节严重”标准，应从非法获取信息的目的、犯罪手段、信息的用途、犯罪后果、获取数量及获取次数等方面进行判断。具体而言对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来说，具有以下情节的，可以判断为“情节严重”，一是利用的获取信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二是给公民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三是严重干扰被害人的正常生活或严重影响被害人名誉（包括致使受害者精神失常或自杀），四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手段恶劣的，五是利用所获信息从中获利，数额较大，六获取信息数量较大，或是获取信息次数较多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