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哲学思考
————自由意志的视角
田景仲
[内容摘要] 中国法学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到目前发展已有20多年。我们确实颁布了不少法律，而且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但是，对于立法本身的思考方面，却显得有些不足。而自由意志作为法的核心，为在哲学层面上去帮助我们思考立法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关键词] 立法；哲学思考；自由意志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但却不是它的先知或预言家。如果哲学家们愿意的话，制定法律自身的目标，即在我们的法律之内或法律之外制定更完美的法律形式，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哲学家们的身上。”
——————罗纳德•德沃金
一、法——自由意志的定在
黑格尔将“自我规定的普遍性”看成“意志”、“自由”。“自由意志”由于是以“无限形式的自身”作为“其内容、对象和目的”的，所以它不仅是“自在的”，而且是“自为的”。 “自由意志”是黑格尔法哲学的起点。他认为“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至于法的体系则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是从精神自身产生出来的，作为第二性的那精神的世界。”[1]（p10）“自由即意志的根本规定”。[1]（p11）黑格尔继而强调：“意志只有作为能思维的理智才是真实的、自由的意志。通过思维把自己作为本质来把握，从而使自己摆脱偶然而不真的东西，这种自我意志，就构成法、道德和一切伦理原则。”[1]（p31）从而引申出：“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p36）
我们知道，意志的活动在于扬弃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而使它的目的由主观性变为客观性，并且即使在客观性中同时仍然留守在自己那里。“除了在其中客观性只是作为直接现实而存在的那意识的形式方式以外，这种活动是理念实体性内容的本质的发展。”[1]（p36）在此，黑格尔批判了康德在其《法学导言》 所给出的定义，康德的要点为：“限制我的自由或任性，使它能够依据一种普遍规律而与任何一个人的任性并行不悖。”黑格尔指出，这个定义一方面只包含否定的规定，即限制；而另一方面它所包含的肯定的东西——普遍规律或所谓理性规律，一个人的任性和另一个人的任性的符合一致——则归结为人所共知的形式的同一性和矛盾律。这一原则一旦得到承认，理性的东西自然只能作为对这种自由所加的限制而出现；同时也不是作为内在的理性东西，而是作为外在的、形式的普遍物而出现。他认为这种见解完全缺乏思辩的思想，而应该为哲学概念所唾弃。
在笔者看来，立法者们无非是将一种意志，不管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具有与此相关知识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在技术化和专业化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归纳、总结，使这种意志以一种比较完美的书面表达形式呈现在每一位国民的面前，使其为广大国民的共同福祉服务的同时，也使大多数人的自由意志得以现实的外化。因此，与其说立法是一种世界观的反应，倒不如说其更具有一种方法论上的意义。
二、立法——自由意志现实性的外化
法治理想国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要有理想的法律。这里的法律当然是指实在法，而非应然层面的法。我们知道，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就是贤人政治，他主张一个有智慧和有治国知识的哲学家当国王，而不是只靠法律来统治。柏拉图显然是在看到法律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以后才有此奇想的。假如当初的法律都是按照公正的理念而制定，情况则另当别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立法永远也少不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的自由意志。这就把问题推给了我们的立法者们，应该秉着什么样的原则和理念和原则立法，才能达致理想的法律呢？
首先，立法者在立法时应充分考虑到法律的效力。制定出的法律，如果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则如同没有制定一般。对此，德国法哲学大师拉德布鲁赫说：“法律的设置必须服务于一种意志，对每一种与之背道而驰的法律观，都可能执行这种意志”，“社会或国家的每项个别法律命令，只有在它不‘纯粹停留在纸上’时才能被视为‘有效的’法律。此外，即使法律或许也由于违法行为列外地被打断，它仍会成为一种生活的规则。只有这种法律，同时也包括一切由有法律设置资格的意志所设置和执行的法律，方是有效的法律。”
其次，规则制定者们应该随时想到，他们所立之法并非其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是人民公意的体现，是整个国家意志的体现。“任何法律都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进行道德宣示，统治者必然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来确认社会的公共道德准则，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法律有时应该尽力避免为了政治意图而牺牲大多数人的意志，法治社会应坚决排斥把法律沦为政治的工具。因为，当立法与政治的意图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体现当权者个人和集团的意志。立法者制定规则的立法意图是什么，这问题很重要。实际上，立法者们常常倾向于以“代表性意图”取代“大多数立法者的意图”，要他们在二者之间做出合理选择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有时候权衡取舍是在少数几个人之间完成的，这时，个人意志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立法者别忘了他们是代表人民立法，他们的立场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而非偏向个人道德与信仰，他们代表的绝不是任何具体的、私人的意图，而是抽象的一般人的意图，一个合理的人出于理性的思考。正如马克思所言：“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们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
再次，那么法律如何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意志从而达致普遍的效力呢？一项规则要获得人们普遍地遵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强制人们去遵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规则内容上是否公正；另一方面就是由内到外的公正从而成为具有终极价值的普遍一致的行动指南，此时，人们自愿去遵从。当然，后者乃人们所愿。这需要规则制定者们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一项规则脱离其个别的、具体的形态而上升到“类”的高度呢？规则的制定者无疑是不能拘束于一人一事，因此，规则应该是抽象的。哈耶克认为：“抽象规则在大多数特定事实不为人知的世界里具有行动指南的意义”。他说：“首先，大社会中所有那些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一般且抽象的；其次，这些一般且抽象的东西只会限制而不完全支配我们的决策。”他既而认为：“人民之所以能够成为同一个文明的成员并能够在一起和平的生活和工作，实乃是因为在追求他们各自的目的的过程中，那种驱使他们追求具体结果的金钱驱动力也受到同样的抽象规则的指导和约束。如果说情绪和驱动力告知了人们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约定性规则则会告知他们以何种方式才能获得允许他们得到这种东西。行动（action）或意志行为(act of will)，始终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和个别的事件，而知道这种行动和意志的共同规则则是社会的、一般的、具体的和抽象的。”因此他说：“尽管从个人在追求相似的东西这个意义上将讲有着相似的欲求，但是一般来讲，这些东西本身都是一些各不相同的特定事物。个人间关系之所以能够得到协调并能够被融入一个共同且持久的社会模式之中，实是因为他们是根据同样的抽象规则对这些不尽相同的特定情势进行回应。”
最后，规则的制定者们还应该随时记住，立法时应该充分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势，正如《法国民法典》对于希腊人是没有用的。法律亦需要培育的土壤，脱离现实生活，法律便无生命力可言。这需要把哲学与社会学联系起来，因为毫无疑问，任何立法都是相对于有限、暂时的事物而言的。没有永恒的规则，法律应随时因势而变。企图制定万古不变的规则是绝对不可能的。规则生于历史与未来的结合处。对规则产生的根源进行探求，甚而去演绎规则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很必要的。而要做到这样恐怕也是极不容易的，立法者们有时得寻根究底地探求法律规则的演变历史，而不可能对规则由来的历史不闻不问。
三、立法的再思考
作为大陆法系的一支，我们的立法一直逃脱不了德国的模式。就如黑格尔追求一种绝对精神、绝对概念以及终极理性一样，我们似乎也学会了从概念到概念，从思辩到思辩的习惯，很多法律不是通过大量的采集资料、实地调查来制定的，而是所谓的立法家在书房冥思苦想或者在所谓的立法会场上讨论出来的。殊不知，法律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笔者很欣赏黑格尔看到了法里面人的意志因素，因为这是法的一种本质所在。但是，我反对就法律论法律的思维模式。追求一种思辩的乐趣和形式上的完美是他致命的弱点。所以《德国民法典》相对于《拿破仑法典》来说，显得极其抽象、晦涩，让普通民众看不懂，这样怎么能像后者那样，能够让法国农民在煤油灯下诵读其之理想场面。
社会公正是人们普遍认同并追求的崇高社会价值，也是立法者通过法律法规努力想实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首先，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法律法规是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的特殊手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利益的急剧分化和利益格局的广泛调整，使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多变之势。为缓解社会矛盾，可以通过政治、经济、行政、道德等手段引导或干预，但是，对于那些反复出现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矛盾，法律法规以其规范性、强制性、普遍性等特点，具有其他社会手段不可代替的作用。
其次，法律法规调处社会矛盾就是从相互利益冲突中寻求最佳平衡点，以求实现社会矛盾的辩证统一。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尽管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质都是相互利益关系的冲突，且大多属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国家与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前提下的矛盾，因而它们又相互依存，具有矛盾的同一性，运用法律法规调处社会矛盾，既不可放弃原则，盲目中庸调和，也不可主观轻率地肯定某种利益或否定某种利益，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抓住矛盾的本质及其规律，努力寻求既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又兼顾其他阶层利益的共同点，即社会矛盾最佳平衡点，实现法律法规的社会公平正义。
最后，法律法规调处社会矛盾所寻求的最佳平衡点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同时又是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无限发展过程。真理是客观的。立法活动通过在相互利益冲突中寻求最佳平衡点，体现其公正性，符合社会客观实际及其规律，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然而真理又是相对的，法律法规的社会公正也是相对的：其一，它是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其二，它建立在现实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不能超越现实社会经济条件范畴；其三，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差异，使其不可能达到每位社会成员的期望值；其四，只能调整现存社会矛盾，难以阻止新的矛盾出现。因此，立法者要坚持与时俱进，法律法规出台后应适时修改，不断完善。
总之，由于人类有着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由意志，故而是理性的动物。人类自己为了建立一种有秩序、各得其所的社会以便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就在制定这种游戏规则的时候，法律成了我们当代社会的首选。因此，立法永远也脱离不了人的因素，即使是在法治的社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从人性的角度不断对立法本身进行思考，使其不至于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拥有真正融于生活且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自由意志的现实定在。
参考文献：
[1] [德] 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
[2] [美] 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3] [德] 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4] [英] 费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5] 曹刚著：《法律的道德批判》，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2005级法学理论法哲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信息产业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
第 56 号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1月31日起施行。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王太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条 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保护公众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秩序，促进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公众提供互联网（含移动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活动，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是指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
第三条 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作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实施监督管理，统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产业发展、行业管理、内容建设和安全监管。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作为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依据电信行业管理职责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
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和地方电信管理机构依据各自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及接入服务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及其相关网络运营单位，是重要的网络文化建设力量，承担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和维护网络文化信息安全的责任,应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接受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行业主管部门和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
第五条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组成的全国性社会团体，负责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办网，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传播健康有益视听节目，抵制腐朽落后思想文化传播，并在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活动。
第六条 发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要有益于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大力弘扬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提供更多更好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文化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作用，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网上空间，形成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
第七条 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
未按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指导目录由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商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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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与其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且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在申请之日前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记录；
（六）技术方案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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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
第九条 从事广播电台、电视台形态服务和时政类视听新闻服务的，除符合本规定第八条规定外，还应当持有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证或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其中，以自办频道方式播放视听节目的，由地（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中央新闻单位提出申请。
从事主持、访谈、报道类视听服务的，除符合本规定第八条规定外，还应当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从事自办网络剧（片）类服务的，还应当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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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当提供便捷的服务，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或者初审意见之日起4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其中专家评审时间为20日。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告；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许可证》应当载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播出标识、名称、服务类别等事项。
《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需继续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应于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持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续办手续。
地（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类服务的，到省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履行备案手续。中央新闻单位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类服务的，到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履行备案手续。备案单位应在节目开播30日前，提交网址、网站名、拟转播的广播电视频道、栏目名称等有关备案材料，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将备案情况向社会公告。
第十一条 取得《许可证》的单位，应当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或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电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或者履行相关备案手续，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电信主管部门应根据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许可，严格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域名和IP地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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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或备案的事项开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并在播出界面显著位置标注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批准的播出标识、名称、《许可证》或备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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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提供的、网络运营单位接入的视听节目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已播出的视听节目应至少完整保留60日。视听节目不得含有以下内容：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邪教、迷信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诱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动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公民个人隐私等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损害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十七条 用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电影电视剧类节目和其它节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的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播出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应当是地（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播出的节目和中央新闻单位网站登载的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
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为个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不得允许个人上载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在提供播客、视频分享等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时，应当提示上载者不得上载违反本规定的视听节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播、链接、聚合、集成非法的广播电视频道、视听节目网站的节目。
第十八条 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发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传播违反本规定的视听节目，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对含有违反本规定内容的视听节目，应当立即删除，并保存有关记录，履行报告义务，落实有关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应对播出和上载的视听节目内容负责。
第十九条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应当选择依法取得互联网接入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网络运营单位提供服务;应当依法维护用户权利，履行对用户的承诺，对用户信息保密,不得进行虚假宣传或误导用户、做出对用户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偿服务时，应当以显著方式公布所提供服务的视听节目种类、范围、资费标准和时限，并告知用户中止或者取消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条件和方式。
第二十条 网络运营单位提供互联网视听节目信号传输服务时，应当保障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合法权益，保证传输安全，不得擅自插播、截留视听节目信号;在提供服务前应当查验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许可证》或备案证明材料，按照《许可证》载明事项或备案范围提供接入服务。
第二十一条 广播电影电视和电信主管部门应建立公众监督举报制度。公众有权举报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不得推诿。广播电影电视、电信等监督管理部门发现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处理。
电信主管部门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提供必要的技术系统接口和网站数据查询资料。
第二十二条 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依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进行实地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进行实地检查时应当主动出示有关证件。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可对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予以警告，可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在互联网上使用广播电视专有名称开展业务的；
（二）变更注册资本、股东、股权结构，或上市融资，或重大资产变动时，未办理审批手续的；
（三）未建立健全节目运营规范，未采取版权保护措施，或对传播有害内容未履行提示、删除、报告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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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履行保留节目记录、向主管部门如实提供查询义务的；
（六）向未持有《许可证》或备案的单位提供代收费及信号传输、服务器托管等与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有关的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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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未经用户同意，擅自泄露用户信息秘密的；
（十）互联网视听服务单位在同一年度内三次出现违规行为的；
（十一）拒绝、阻挠、拖延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十二）以虚假证明、文件等手段骗取《许可证》的。
有本条第十二项行为的，发证机关应撤销其许可证。
第二十四条 擅自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传播的视听节目内容违反本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未按照许可证载明或备案的事项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或违规播出时政类视听新闻节目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十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转播、链接、聚合、集成非法的广播电视频道和视听节目网站内容的，擅自插播、截留视听节目信号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电信主管部门应根据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按照电信管理和互联网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关闭其网站，吊销其相应许可证或撤销备案，责令为其提供信号接入服务的网络运营单位停止接入；拒不执行停止接入服务决定，违反《电信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的，由电信主管部门依据《电信条例》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吊销其许可证。
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广播电影电视、电信等主管部门不履行规定的职责，或滥用职权的，要依法给予有关责任人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出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除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外，其主要出资者和经营者自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受到处罚之日起5年内不得投资和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第二十八条 通过互联网提供视音频即时通讯服务，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监督管理。
利用局域网络及利用互联网架设虚拟专网向公众提供网络视听节目服务，须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前置审批，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审核批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8年1 月31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之处，依本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