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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测绘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在国家测绘局各级人事部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测办〔2008〕31号


局所属各单位人事部门：


　　现将《关于在国家测绘局各级人事部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测绘局办公室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五日


　　

　　

关于在国家测绘局各级人事部门开展
“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对组织人事部门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根据中组部《关于在全国组织系统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意见》及李源潮同志在专题视频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按照局党组要求，结合我局干部人事工作的实际，现对在我局各级人事部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树组工干部新形象”活动（简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重要意义


　　中组部决定用三年时间，在全国组织系统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对组织人事部门自身建设新要求的重要举措，是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开创组织人事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在局各级人事部门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是顺应干部职工对人事部门新期待，提升干部人事工作满意度的迫切需要，是为测绘事业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必然要求，是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形象好的高素质测绘人事干部队伍的有效载体，是继开展以“公道正派”为主要内容的“树组工干部形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后的又一加强人事部门自身建设的专题活动。


　　二、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


　　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要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结合起来，与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结合起来。按照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组织人事部门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在总结局人事干部队伍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突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个主题，有效解决局干部人事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明显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和干部人事工作的满意度，切实加强干部之家、人才之家建设；教育引导人事干部树立改革创新意识和服务测绘事业大局意识，着力在思想观念、素质能力、工作能力和工作方式方法上有新转变、新进步、新提高，树立人事干部公道正派、知人善任的可信形象，清正廉洁、忠诚正直的可靠形象，创新求实、锐意改革的可敬形象，团结和谐、真诚待人的可亲形象；切实把各级人事部门建设成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模范部门，使干部人事工作更好地为全面推进测绘事业新发展服务。


　　三、开展范围和方法步骤


　　开展活动的范围为局人事司、局直属单位人事部门（含负责干部人事工作的部门）及陕西、黑龙江、四川、海南测绘局下属单位人事部门（含负责干部人事工作的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


　　按照中组部统一部署，从2008年开始，利用3年时间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其中，2008年为“集中活动年”，2009年为“深化拓展年”，2010年为“巩固提高年”，2009年深化拓展和2010年巩固提高的有关工作，届时根据中组部统一部署及测绘工作实际再作具体安排。结合测绘工作实际，2008年集中活动分为5个阶段进行：


　　（一）制定方案、动员部署阶段（3月下旬至4月下旬）


　　按照中组部通知要求，结合测绘工作实际，对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作出具体部署，制定工作方案。认真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引导人事干部充分认识开展活动的意义，统一思想，积极参加2008年的集中活动。局属各单位人事部门要在国家局统一部署后，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尽快制定本部门活动工作方案，经本单位党委（党组）审定后，于4月30日前报人事司备案。


　　（二）深入学习、加强教育阶段（5月上旬至6月中旬）


　　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加强党性修养和品德修养等方面的有关论述，胡锦涛、习近平、李源潮三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等，进一步增强人事干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改革意识和服务意识。广泛开展党的宗旨教育，以坚持公道正派、廉洁清正为重点的人事干部职业道德教育，以坚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重点的测绘精神教育和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的思想品德教育，切实提高人事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人事干部做到政治坚定、品德纯洁、行为先进。


　　（三）征求意见、查找问题阶段（6月下旬至8月下旬）


　　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座谈走访及设立电子信箱等形式，广泛征求工作和服务对象、下级人事部门、相关部门及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开展干部自查和互查活动，采取领导点、同志提、自己挖，结合征求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开展分析评议，找准部门在服务基层、服务干部、服务人才方面和人事干部在党性观念、思想作风、遵章守纪、道德品行、表率作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剖析原因，制定部门和个人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并抓好落实。能够马上改的，要立即改正；需要一定时间的，要明确改正时限，跟踪督察落实；属于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的，要见微知著，举一反三。


　　（四）制定具体要求、提高素质阶段（9月上旬至10月下旬）


　　联系实际提出“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具体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量化指标好、可操作性强的实践性要求。具体要求既要体现继续坚持测绘人事部门公道正派的好传统、好作风，又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赋予测绘人事部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新的时代内涵。按照具体要求，通过专题培训、岗位练兵、主题实践活动、“一人一师”等多种形式，引导人事干部立足岗位，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努力学习干部人事工作的理论和业务知识，熟练掌握干部人事工作的政策、原则和程序，不断提高干部人事工作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努力成为从事干部人事工作的行家里手。


　　（五）完善制度、改进作风阶段（11月上旬至12月下旬）


　　在总结集中活动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局人事部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长效机制，切实树立起人事干部可信、可靠、可敬、可亲的新形象，为深化拓展和巩固提高阶段提供经验。广泛征求下级部门、工作及服务对象和相关部门的意见，及时整理修订完善局干部人事人才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增强干部人事工作的公平性、公开性和透明度，增强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和满意度。强化人事干部服务观念，完善服务制度和措施，改进人事部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着力建立五项承诺制度，即“五个不让”：不让领导布置的工作在我这里延误，不让需要处理的文件在我这里积压，不让差错漏洞在我这里发生，不让服务对象在我这里受到冷漠，不让部门形象在我这里受到影响。


　　四、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开展活动的领导，国家局成立“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1），领导小组下设活动指导小组，设在局人事司。局属各单位人事部门要在党委（党组）领导下开展活动，精心组织，统筹推进“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和在全党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活动开展前，要向党委（党组）汇报情况；活动开展中，要注意及时向党委（党组）报告活动进展情况，落实好党委（党组）的有关要求。


　　人事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的第一责任人，各级人事部门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学习讨论，带头对照检查，带头改进提高，切实作出表率。要正确处理开展活动与日常工作的关系，统筹协调，合理安排，把握好进度和节奏，做好结合文章，切实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局人事司负责对局属各单位人事部门开展活动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及时了解掌握活动情况，推动活动深入扎实开展。各单位人事部门要及时向局人事司反馈信息，报告活动进展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在每阶段活动结束后及时向人事司报送总结报告，真正实现上下联动、整体推进。


　　五、有关要求


　　（一）开展活动要抓住重点。这次开展的“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时间长、任务重，政策性、针对性强，各级人事部门一定要把握好活动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深刻领会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严格活动程序，突出活动重点，丰富活动载体，创新活动形式，推动活动深入开展。要把重点放在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上，放在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形象好的建设上，着力解决好妨碍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突出问题，解决好干部人事工作中干部职工最希望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给人事部门带来新变化、新面貌、新气象。


　　（二）开展活动要突出特色。2008年的集中活动开展得扎实与否，直接影响到今后两年深化拓展和巩固提高活动的开展。各级人事部门一定要开好头、起好步，在思想上更加重视、行动上更加积极、措施上更加得力、效果上更加明显，从一开始就要高标准、严要求，坚决防止图形式、走过场，必须切实做到自查与外查相结合抓准问题、自评与互评相结合分析评议、自动与联动相结合解决问题、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完善制度。不但要认真完成好“规定动作”，更要突出各单位的特色，形成工作亮点，做好“自选动作”，使活动扎扎实实、有声有色地向前推进。


　　（三）开展活动要做到五个“突出”。开展活动要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强化人事干部党性锻炼和品德教育；突出抓好党的十七大、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学习贯彻，强化人事部门和人事干部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意识；突出抓好执行力、创新力和服务力的提高，强化人事部门效能建设和人事干部能力素质；突出抓好干部人事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强化人事部门的公信力和满意度；突出抓好人事干部先进典型的宣传，强化创先争优和表率意识。


　　附件：1、国家测绘局“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人事司“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集中活动年工作安排

　　关于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据的标准如何，迄今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没有统一的定论。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三十条规定的“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也仅仅是规定了赔偿权利人住所地在国内不同地方时，赔偿金的计算问题，但这并不包括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在境外的情形，因此，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不适用此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据我国的国情，我国乃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生活水平远不如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却也高于诸如朝鲜、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日益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我国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有必要规范和解决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一、概念的厘定

　　（一）境外人

　　所谓境外人（本文所指仅为自然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1）外国人；（2）华侨，包括居住在境外持有中国护照无国内身份证明者；（3）港、澳、台居民。

　　（二）人身损害赔偿

　　针对人身损害赔偿存在三种理论争议，分别是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目前我国司法界适用二元论，在传统民法中，人身损害所导致的损害一直被确定为两类——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非财产损害）。物质损害是指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护理费等；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采用二元论乃是基于损害类型和法律对赔偿制度的设计，众所周知，当人身受到伤害后，所产生的损失范围不外乎是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分类法是当代哲学的公认结果，也是长期以来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经验总结。人身损害赔偿设立的目的乃是为了恢复固有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的恢复、受害人因伤害而丧失的可预期的劳动收益、家庭生活职能实现的保障、精神创伤的抚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对物质损害的赔偿，第十八条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予以了明确规定，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种类大致包括：（1）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如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必要交通费等；（2）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支出，如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3）精神损失抚慰金。

　　二、观点的梳理

　　针对境外人在我国境内因侵权行为致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目前国内的认定标准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

　　所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即按照我国的标准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但是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调整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而是规范境内人在我国境内遭受人身损害时赔偿标准的选择问题。如果对境外人的赔偿标准一律按照我国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这与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法制度填补受害人损失的价值相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境外人而言，若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按照我国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那么赔偿金额将远远低于其生活地的标准，由此可能影响受害人正常的生活，无法保障受害人的生存权。而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国，有必要创造条件实现条约中的生存权。对于这种赔偿标准，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处理意见（试行）》中第24条规定：“对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华侨、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损害赔偿，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其交通费按实际的必须费用计算。”这样的表述正是采用了这一观点。

　　（二）按照死者本国标准赔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赔偿原则——完全赔偿原则，即对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加害人都应当以自己的财产全部赔偿，这体现了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从而保障受害人能够恢复到伤害以前的状态，以恢复其财产状态和精神状态。所以有学者认为为全面、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应以受害人或其他权利人本国为计算基准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因此，对于赔偿权利人如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居民，其所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我国的情形，应当按照死者的本国赔偿标准赔偿。这不仅充分考虑死者的实际收入及死者家属所获取赔偿金的实际购买力，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务实原则。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恰恰能够较好地实现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这种标准下的赔偿金，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境外人，其人身损害赔偿金的额度将大大高于境内人，但是由于我国的赔偿义务人负担能力有限，出于其经济能力的考虑，也可能出现境外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得不到实际保护的情形，致使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且这易导致“同命不同价”结果，让国人从心底感觉外国人的命比国人更值钱，这与我国的公共利益不相符，理应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畴。当然这种观点多为理论性观点，在司法实践中按照此标准裁判的法院和法官不多。

　　（三）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

　　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既避免了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带来的因赔偿数额巨大致侵权人负担过重的情形，又冲破了按照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数额过低以致影响受害人生活的尴尬。对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中，侵权行为地法院是具备管辖权的，加之死亡赔偿金所具有的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性质，因此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按照法院受诉地的标准来界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据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的原则，被抚养人的生活支出受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限制，按照被扶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能保证被扶养人在抚养地的各种生活支出，从而能够较好地维持被扶养人的生活，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精神，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同一地域标准，不宜确立两种地域标准。在司法实务中这种赔偿标准亦会被采用。

　　（四）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应参照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

　　这也是一种折中的观点。这种观点既可以避免因赔偿数额过低致使受害人无法正常生活，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发达国家的境外人与境内人之间因人身损害而获得的赔偿数额的差距，依据综合考虑优先保护受害人和均衡保护责任人的原则，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可参照国内城镇最高标准来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很多法院和法官即是采用此种观点。

　　三、结论的思考

　　综合全面分析，针对上述四种赔偿标准，第一种观点有违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不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因而对于受害人来讲，按照第一种受诉地法院的赔偿标准来赔偿无法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二种观点虽完全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却使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过大，有违实质公平，因此对加害人而言，按照第二种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会与加害人的经济偿付能力相距甚远。因此，笔者倾向于选择第三种和第四种标准，因为这两种标准能够很好的衡平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现实中，司法实务界对涉外当事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标准不一，有的采用法院受诉地的标准裁判，有的采用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的标准赔偿，有的则采用国内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在今天这个裁判文书上网、信息传播加速的时代，“同案同判”具有异常急迫性和必要性。因此面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消除“同案不同判”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建构“同案同判”大格局。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有两个途径：一是在理论上加强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沟通交流，对境外人的人身损害赔偿理论进行梳理，达成统一的理论认识；另一是在司法实务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规范性文件。

　　（一）达成理论共识

　　通过加强学理研究，达成理论上的共识和思想上的一致是做好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认定标准统一化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解和适用上，各地法院采取的认定标准和做法不一，主要还是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很好驾驭和把握。笔者以为应当大力加强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允许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因为真理只有越辩越明，讨论才能清晰。开展理论研究和司法调研工作是出台后续相关规范性司法文件及开展案例指导制度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必须首先加强理论研究和实务调研，通过理论探讨逐步让争辩明朗化，认识趋同化。鉴于法院研究力量薄弱，审判任务繁重无暇顾及，而理论界又缺乏研究素材和数据资料，因而可采用政法院校与法院等实务机关成立联合课题组的形式进行联合攻关的办法，通过对一线司法数据的采集和裁判案例的解读不断深化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以逐步统一认识，解决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混乱的司法顽疾。

　　（二）建立案例制度

　　所谓案例指导制度，是通过建立指导性案件的方式来为以后类似或者相同案件提供裁判参照物，这种制度有利于推进法律统一适用，调和法律自身的矛盾及其与社会动态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升司法权威，改革司法结构。由于成文法具有滞后性，而“社会正义如果不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正在’进步的过程”，因此，要实现正义，法律必须变动不居。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很好地弥补法律这个天生的缺陷，是对法律与现实社会之间矛盾交织的法律回应。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法官曾经说过：“如果每个昔日的案件都可以重新开庭，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前人铺设的进程的坚实基础上为自己的进程添砖加瓦，法官的劳动就会大大增加，以至无法承受”，裁判体现了法官的经验和理性，因此对于法律适用准确、量刑适当、适用程序正当的案例要注意积累，在将来司法审判中遇到与先前案情相似或相近的案件时，可以在整合先前案例中法官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对其优先适用，提高司法效率。同案同判是一种促进法制统一的具体形式，案例指导制度在同案的基础上保证了同判。法治权威的提高来自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义务感，同案同判能够增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认同感产生归属感，增强义务感，促使法律成为民众的内部道德需求，实现法律的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权威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得到了增强。

　　（三）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仅限定为广义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法律范畴，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出台规范性文件能够为法院定纷止争提供确切的依据，法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方可“触不直者去之”。现实中，由于法官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各个法院、各个审判庭、各个法官对同一案件因能力和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理解，进而产生不同的裁判，这种现场加剧了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 的理念不仅深深地根植于裁判者心中，更扎根在百姓的心中，我国适用的是统一成文法的国家，对同一事实只能有同一的法律处理结果。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将裁判的准绳以文字的形式明确予以规定，保障裁判者在裁判的过程中有法可循、有法可依。在规范性文件的统一调整下，在对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理解下，做到“同案同判”。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