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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窃电，单位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均不构成犯罪

赫子竞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E-mail: azure_rose@sina.com

一、案情介绍
1999年8月6日，某市某某集团下属的A、B两个公司被该市电业局电业管理部发现分别擅自绕越计量装置接线，依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属窃电行为。据电业管理部估算此二公司窃电量为505682kwh,追补电费总计320754.21元，违约使用电费的罚款为962262.63元。此后，该集团向电业局缴纳了电费、改造费，并承诺按月分批向电业局缴纳罚款。
2002年3月25日检察院指控该集团的总经理某甲指使该集团电工某乙等人对A、B公司通过越表接线的手段进行窃电。依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将某甲以盗窃罪罪名提起公诉。
然而，检察院指控某甲指使电工某乙窃电的证据不足，事实是该集团的主管后勤的经理某丙安排的窃电事宜，某甲对此事并不知情。

二、案情分析——为单位窃电
1998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其中第（三）项：盗窃的公私财物，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等。因而，本案的情节已构成盗窃电力犯罪。
然而，结合具体案情分析，本案实施盗窃电力犯罪的主体却是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作者认为本案应认定是单位犯罪，而非个人犯罪。即某某集团（A、B公司）才是本案的犯罪主体。
首先，主观上，是为单位——也就是某某集团（A、B公司）的利益而采取的窃电行为，即是为法人谋利益，而不是为某甲、某乙或某丙个人谋利益，是为了实现单位非法占有电力的目的。
其次，客观上，是单位——某某集团（A、B公司）实现了对盗窃来的电力的占有和使用，而不是被某甲、某乙或某丙个人占有或使用。并且，电业局有关部门依法对某某集团采取了停电、强制改造并安装防窃电装置，又处以962262.63元的罚款。上述处罚均针对某某集团作出，而非针对某甲、某乙或某丙个人；上述行政处罚的结果也完全由某某集团来承担，而不是某个人。
最后，主体上，本案中的窃电行为是一种集体行为，是该集团的行为。某丙作为某某集团的后勤经理，依其单位赋予的职权，擅自组织安排集团内部电工等人对集团下属公司的电力设备进行非法改造，实现集团少交电费的目的。某丙和电工某乙等人的行为虽然违法，但也是代表集团法人的一种行为表现。
综上分析，本案的窃电行为应认定为是单位盗窃电力犯罪。

三、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分析，单位窃电罪名不成立
一则，盗窃罪适用我国《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然而第二百六十四条的处罚仅针对个人，不针对单位；且，第五章中也没有规定单位犯本章规定的罪名的处罚。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没有关于单位犯盗窃罪的规定。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分析，我国关于盗窃犯罪的主体的规定，仅限于个人，而不包括单位——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而，单位盗窃电力不是法律规定的单位犯罪行为。
二则，我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又，我国《刑法》第三条还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单位盗窃电力不能定罪处刑。
本案中，某某集团的窃电行为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特征，然而，我国法律中却没有将单位列为盗窃罪的主体。故某某集团的窃电行为不具备主体犯罪构成要件，其盗窃罪名不能成立。同时，作为该集团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应承担某某集团窃电行为的刑事责任。否则，便违反了我国刑法第三条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

四、思考
本案中，某某集团及其内部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虽侵害了社会利益，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白而不构成犯罪，不应受刑罚处罚，但其行政责任是摆脱不掉的。同时，说明我国现行刑法也应伴随着特殊案件的出现而及时作出完善和调整，以维护法制和社会秩序。

　　2013年1月1日起，新的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开始施行，必将对交通肇事犯罪涉及的民事赔偿造成巨大影响。作为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解决的专业律师，我们现仅就新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交通肇事犯罪案件赔偿的巨大影响略述己见，以请教于专家。

　　一、对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影响

　　（一）精神抚慰金再无法律救济路径

　　新《刑诉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规定，意味着受害人及其亲属不仅不能基于附带民事诉讼就精神抚慰金获得支持，即使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也将无法获得支持。而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出于附带民事诉讼不支持受害人及其亲属对精神抚慰金诉求保护的考虑，当事人通常采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具体操作为，在民事诉讼中，通过援引《民法通则》、《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侵权责任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中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次序问题的复函》([2008]民一他字第25号)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新《刑诉法》的规定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为判决、裁定的考量，也没有规定对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如何区分处理的问题，同时也限定当事人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获得法律救济的范围（把精神损失做了剔除）。更难以理解的，《新刑诉法司法解释》所做的扩大化解释，它不仅“解释”了刑事程序问题，甚至跨部门连带把民事实体法的相关问题也一道“解释”了。最高法院新刑事诉讼司法解释和几乎同时生效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 、第二十二条”是完全支持精神抚慰金和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笔者认为作为处于同一位阶的司法解释，两者规定相互矛盾，既导致国家法治的不统一，也实际给各级法院的实务审判带来混乱。

　　（二）伤残、死亡赔偿金排斥在交通肇事犯罪赔偿范围之外

　　在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受害人当场死亡的场合，不存在医疗费、护理费、康复费、残疾辅助器具费、误工损失的问题，根据《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受害人家属仅仅只能获得丧葬费，因为“死亡赔偿金”由于属于“精神抚慰金”范畴而被排斥于附带民事赔偿和单独民事诉讼范围之外。

　　二、交通肇事罪赔偿范围收窄，极大地降低了肇事者的犯罪成本

　　在受害人伤残或者死亡的场合，部分或者全部劳动能力丧失所造成的收入减少不能获得赔偿，将极大地减轻交通肇事者的赔偿责任。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刑罚规定，一般情况下的刑期也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里就必然会出现一个犯罪成本大为降低的问题。几十万元的伤残、死亡赔偿金都不需支付，3年左右的刑期明显过轻。如果说过去尚有3年牢狱之灾和巨额赔偿高悬在肇事者的头上，可以对机动车驾驶人起到震慑作用。相比较于过去，新《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拟似在鼓励交通肇事犯罪。因为一旦涉罪，精神抚慰金、伤残及死亡赔偿金均可豁免。

　　三、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似乎已无存在的必要

　　最近一些年来，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在化解交通肇事矛盾，构建社会和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实施，将彻底颠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对社会稳定的作用。虽然《新刑诉法司法解释》在其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第四款中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但由于精神抚慰金、伤残和死亡赔偿金已被排斥在赔偿范围之外，无疑会受到机动车保险人的欢迎，它们将因此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依现行法规向机动车保有人收取巨额保费，一方面可以因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施行而豁免自己的赔偿责任，对保险公司来说岂不是福音！但如果我们站在较为宏观的角度审视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在实际施行后法律后果，我们不难看到未来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如果受害人及其亲属在肇事车辆具备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的情况下无法获得伤残、死亡赔偿金，对受害人及其亲属来说明显有失公平。笔者认为《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既然死亡、伤残赔偿金均不需要赔偿，那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的必要性也就值得立法及司法解释出台者慎重考量了。

　　四、交警部门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会陷于两难境地

　　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虽然只是一种证据，但基于它系交通警察根据现场勘查以及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意见所作出，通常在交通事故肇事案件会作为重要的书证被法院采信。新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施行后必将陷交警部门在作出事故认定书时处于两难境地。根据实际案情，肇事者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或者全部责任，且应依法追究交通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如果据实处理，则受害人无法获得精神抚慰金、伤残和死亡赔偿金（尤其在群死群伤的场合）。一方面它必须依法追究肇事者的刑事罪责，否则涉嫌拒不移送司法罪；一方面受害人将面临获赔不能的法律后果，稍有不慎，将会酿成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各级政府显然是不能容许的。

　　五、问题的症结及解决办法

　　新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交通肇事罪的巨大负面影响的症结在于精神抚慰金的内涵与外延，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刑事有刑事的解释，民事有民事的解释，正是应为这种不统一，必将造成我国司法实践的混乱。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赋予当事人对诉讼形式的自主选择权

　　在交通肇事犯罪的场合，受害人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受害人及其亲属应当享有自由的选择权。如果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则意味着受害人及其亲属自愿放弃对精神抚慰金的诉求；如果他们要诉请精神抚慰金，则应当容许其单独提起民事诉讼。

　　（二）由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对精神抚慰金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

　　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交通肇事赔偿巨大影响的根源就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对“精神抚慰金”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01〕7号）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根据这一解释，伤残、死亡赔偿金应属于精神抚慰金范畴。《侵权责任法》 第十六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还规定“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说明侵权责任法将伤残、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是区分开来的，二者不是一码事。那么伤残、死亡赔偿金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是将其作为财产损失对待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由于立法及司法解释混乱，客观上导致了我国法律在实际司法中的不统一，这势必严重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如果将伤残、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切割开来，则前述问题可以得到相对化解。

　　（作者单位：湖北楚韵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