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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性是一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话题，性与权力纠缠不清的关系，也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性贿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色贿赂，是古已有之的权色交易方式。《左传》昭公年间，晋邢侯与雍子争田案中，因雍子为“法官”叔鱼献上女子，叔鱼曲法断案，作出有利于雍子的判决。后被叔向以情色贿赂断为贪墨之罪，叔鱼被处死刑。这大约是有史籍记载的最早一起因情色贿赂受罚的案件了。

到了唐代，社会实践中情色贿赂的形式更为多样，但国家法律对其规制也更趋严密。对于官员接受“情色贿赂”的行为，《唐律》将其界定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也就是说，因为治下民众有所“行求”，而枉法迎娶行贿人之妻妾或女;或者“监临官”接受行贿之人枉法处断公事的请求，为其亲属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抑或监临官亲属明知行贿之人向监临官提出枉法请求，并以其妻妾或女嫁于己为承诺，仍接受安排，娶行贿之人妻妾或女。如上诸种行为，均构成“贿赂罪”，可以比照监守内奸犯罪惩处。

唐代情色贿赂犯罪，首先要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唐律》特别强调要严惩“监临官”。所谓“监临官”，指与被监临对象之间存在某种职务或公务统辖关系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相对于被管理一方的主管官员。这是因为，直接负有管理责任的监临官员，对下属具有权力的辖制，同时下属也可能会存在有所“请托”的情形，故情色贿赂的行为很容易发生。“监临官”接受情色贿赂的，一般处三年徒刑，如果娶“有夫之妇”的，加重“流二千里”。除了监临官员本身，《唐律》还将监临官的亲属一并纳入该罪，亲属包括本服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但亲属成为本罪犯罪主体，只发生在亲属本人明知行贿之人对监临官有枉法请求，而仍娶其妻妾及女的场合，若不知枉法请托，则不为罪。对于监临官亲属，根据不同的情形，也要处以二年、三年不等的徒刑。

唐律对情色贿赂犯罪，不止惩处接受贿赂的官员，对于枉法所求的行贿之人，也一并入罪。唐律规定，若男子献其妻妾于监临官，作枉法请求，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亦须强制解除其与所献妻妾的婚姻关系，从而对行贿的男子作出相应的处罚。从受贿、行贿两个方面严格规范情色贿赂行为，使得法律的规制更趋严密，预防的效果也更为全面。

唐律如此严格规制官员的情色贿赂犯罪，除了要保证为官职务的廉洁性外，很大程度上是从儒家伦理道德，特别是家庭伦理的角度出发考虑的。《唐律》“一准乎礼”，也就是以礼为立法的最终依归，出礼则入刑，而情色贿赂危害最大的还是婚姻家庭、礼教纲常，这也是为什么对情色贿赂的处刑都比照纲常犯罪，而不是职务犯罪。

唐代的廉政法制贯彻了“严而不厉”的总体思想。“严”，是指对待贪污受贿罪立法的法网严密。对情色贿赂入刑处罚，正是廉政法制“严”的体现。同时，在对贪渎官员处刑时，基于“崇官”的思想，又呈现出“不厉”的一面。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内在的逻辑在于，作为官员，自身的道德品质需要高于常人，也就是首先对官员课以更高的道德要求。日常生活中一些道德的瑕疵，在普通人身上可能不算什么，但作为官员，就不允许存在。因此，对官员外在的特别优遇是以内在的高道德标准作为先决条件的，即“崇官”表象的背后是更高的道德要求。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如何进行官员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性贿赂”入刑化的具体设计，无疑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陕西省社科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对以破产案件的债务人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均应中止执行的批复
1993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执（1993）字第4号《关于执行案件已冻结的款能否再作为破产财产清偿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均应中止”的规定，以破产案件的债务人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执行法院虽对该债务人的财产已决定采取或者已经采取了冻结、扣留、查封或扣押等财产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的，仍属于未执行财产，均应当依法中止执行。
执行程序中止后，该执行案件的债权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如果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裁定宣告债务人（被执行人）破产，被中止执行的财产应当作为破产财产；如果破产案件审理终结，债务人不被宣告破产，被中止的执行程序可恢复进行。
你院所请示的问题，应按上述意见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