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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诉答/请求旨趣/诉讼原因/请求原因事实
　　内容提要: 美国诉状的记载事项与诉答的功能息息相关，而诉答的功能又与诉讼构造紧密相连。美国的诉答功能不断变迁，因此诉状的记载也有所不同。相比之下，日本的民事诉状功能单一，只要足以特定和识别诉讼标的即可。我国民事诉状的改革必须立足于大陆法系的诉讼构造，着眼于诉状的功能，采用要件事实论的事实记载方式。


　　引 言

　　民事诉讼始于当事人起诉。而当下各国均规定当事人起诉以向法院提交诉状为之。[1]但是，诉状所承载的功能远非如此。申言之，诉状不仅可以启动民事诉讼，而且担负着向法院以及对方当事人提供诸多信息的功能。根据诉状的记载内容，被告和法院对于原告提出何种请求与救济便可一目了然。可以说，诉状的记载为以后铺开的诉讼程序提供了重要指针。相对应，被告方也会针对原告方的救济要求提出相应的答辩状。据此，两造便揭开了诉讼程序中解明争点的序幕。于法院而言，预测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也为日后具体判断诉讼程序的进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鉴于我国目前缺乏美国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也没有大陆法诸如德国和日本的口头辩论准备程序，我国民事诉状的记载内容和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意图通过比较美国和日本民事诉状的记载内容与方式，为我国改进民事诉状的记载内容和方式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美国民事诉状的功能与记载事项

英美法系民事诉状的功能与记载事项与诉答的功能息息相关，尤其在美国体现的更为明显。所谓诉答乃当事人相互交换文书提出主张的程序。在诉答程序中整理两造的主张、确定争点之后，方在审理中就争点展开证据调查。美国历史上的诉答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因此民事诉状的功能与记载事项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一）普通法诉答

普通法诉答又称为事实诉答。事实诉答中诉状的功能主要是为了整理事实。这种诉状的功能主要出现在早期的诉讼中，比方普通法时代的诉状。由于普通法采用陪审制，而陪审员大多都是法律的门外汉，所以为了便于他们理解诉讼的内容，审理中的争点必须简单明确。因此，准备审理的诉答程序中的诉状主要就是为了形成单一明确的争点。除了考虑陪审团，令状体系下的诉讼方式体制也要求通过诉答形成单一明确的争点。特别是受到“variance”[2]法理的规制，当事人的主张不得是选择性的抑或重复的[3]。请求合并也被法律严格限制。一个主张只能对应一个抗辩。换言之，被告必须或否认或在承认的基础上提出抗辩。在这样严格技术性法则的支配下，提交到陪审团面前的争点往往也就只有一个。这个过程俗称“争点绞尽”。

在上述诉答制度下，诉状的记载必须采用诉讼方式所决定的严格形式。显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实诉答显然力有不逮。步入 19 世纪前半叶，重复性主张、一般性主张相继获得法院认可。就诉状而言，可以通过复数的诉因表明与请求相关的各种法律观点。对于请求理由事实而言，也取而代之以包含事实主张的一般诉因。

（二）法典诉答

美国民事诉讼程序在英国殖民地时代并不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尽管民事诉讼也采用诉讼方式体制，却不象英国本土那样严格适用。但进入 19 世纪以后，美国逐渐仿效其母法国，迷失在恣意的诉讼方式中，并严格限制当事人及诉讼原因的合并，真正的案件事实往往被冗长、无谓的普通法诉答所遮蔽。时代迫切需要改革陈旧的诉讼方式体制。美国诉答制度改革滥觞于菲尔德法典，随后席卷全美。1846年修改的纽约州宪法废止了衡平法法院，并设置了普通法与衡平法共通的法院。与此同时，纽约州还专门设立了修改诉讼法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848 年提出了废止诉讼方式，建立统一普通法与衡平法的诉讼程序以及需要在诉答中陈述事实的法典草案。

后来，法典诉答因为日渐冗长、形式主义而被诟病。案件的事实关系往往掩藏在技术化的程序背后。争点也集中在审前阶段形式上的瑕疵。由此，造成了诉讼迟延。不能究明案件真正纠纷的诉答无从发挥审前准备机能。历史上，诉答的机能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表明裁判的基础事实，使法院可以对其适用法律；2．形成明确的争点，简化证据调查的对象；3．固定待判事项，防止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行起诉，确定既判力的客观范围；4．预先告知对方当事人主张的内容以便对方可以提出反对主张并为证据调查作好充分的准备。普通法诉答因为形式主义的缺陷导致法院和对方当事人无从完全明确主张的内容，其机能也逐渐丧失殆尽。因此，法典诉答并未采用过度技术化的主张形式，而且特别强调当事人的主张必须采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以便于对方和陪审团理解。只有明确了事实主张，判决基础方能确定，争点整理、记录保持、告知对方当事人等诉讼程序始有可能良性运营。法典规定应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在诉状中记载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便是上述精神的具体体现。普通法的诉答乃是争点诉答，亦即通过诉答交换压缩诉讼的争点。传统的法典诉答乃是事实诉答，即以记载请求或抗辩之主要事实为目的。法典诉答之诉状记载事项乃是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并非法律结论，亦非证据事实。法律结论类似一般诉因而过于抽象，以致不能明确表示案件事实。证据事实则过于琐碎，往往有遗漏事实记载明确性之虞。与法律结论及证据事实相互区别的主要事实乃是实体法所规定的一定的法律效果之发生原因，因此可以担当明确事实主张的重任。换言之，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判断基准起先并非诉讼方式的技术形式，而是实体法上的法律要件。诉状中所应记载的事实必须是实体法对应的要件事实，乃是实体性事实抑或主要事实。由上述主要事实所构成的诉讼原因的同一性乃是判断实体法权利单一性的标准。因为确定性乃是审理判决的核心并决定诉讼框架，所以作为审判对象的“诉讼原因”必须具备确定性[4]。针对令状体系的批判便是围绕确定性展开的。此外，法典通过废止诉讼方式不同则程序各异的规定，允许自由合并诉讼原因及主张补正等手段弥补了普通法所欠缺的融通性。确定性与融通性在法典诉答体制下得以调和。19 世纪前半叶完成产业革命、意气风发的市民阶级所广泛支持的新民事诉讼法典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

但是，美国法典的具体适用显然差强人意，特别是围绕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转为围绕极为技术性的问题争执不休、诉答阶段围绕形式上的争点摩擦不断的现象愈演愈烈。技术性的争点拖沓诉讼等普通法以来的流毒即便在法典诉讼中也没有得到丝毫改善。

（三）告知诉答

事实诉答要求必须在诉状中记载作为请求理由所必要的全部主要事实。相反，告知诉答理论则主张诉状的记载事项原则上只要向对方当事人及法院预告请求和抗辩的内容即可。事实诉答要求记载全部主要事实，因此在遗漏主张某一要件事实抑或主要事实不够具体时将会引发两造在审前围绕这些技术性问题争执不休，诉讼迟延在所难免。告知诉答的设立初衷便是旨在规避上述缺陷。但是不论是请求抑或抗辩的内容应具体化到何种程度尚无定论。彻底的解决思路主张当事人在诉状中没有必要提及诉讼原因的细枝末节，只要告知请求或抗辩的性质即可。但是，更为一般性的思路与事实诉答一样，认为诉答的机能之一必须是能够显示作为请求理由的最小必要限度内的主要事实。但对于事实的性质，由于对方当事人可以从诉答事实中进行推断，所以原告没有必要主张。

1938 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仅要求主张者在诉答中“简明扼要表明救济请求”即可，并不要求记载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由是观之，该规则很明显受到了告知诉答理论的影响。比方说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只要表明一定的时间和地点，被告因过失撞倒原告致其受到怎样的损害即可，毋庸主张过失的详细要件。而在法典诉答之下，如果当事人仅仅主张单纯的法律结论比如“过失”等其他常识性的法律用语往往会被法院驳回。[5]相反，在告知诉答之下，只要满足充分告知的要件即可。只要能够达到充分告知的目的，不论主张法律结论抑或主要事实均无关紧要。告知诉答的要求仅是能够为对方当事人答辩及审理中的证据调查做好准备，同时发挥诉答所应具备的特定案件同一性的机能即可。

将诉答的机能限定为以上两个方面、要件宽松的告知诉答自当可以避免因为当事人于审前围绕技术性的问题发生无谓争执以至拖延诉讼。但是，就诉答本应发挥的功能来看，显然差强人意。申言之，诉答所应具备的整理主张、简化争点、表明作为判决基础的具体事实、便于适用法律等机能在告知诉答中几乎丧失殆尽。告知诉答的倡导者意图通过与诉答相并列的其他审前准备程序弥补上述机能。这些审前准备程序包括审前协议程序、证据开示及简易判决程序等等。

在告知诉答制度下，试图在审前诉答阶段通过诉状的记载事项明确主要事实颇为困难。现下，通行的做法乃是利用证据开示等补充程序发掘真正的纠纷并在审理阶段就业已明确的事实适用法律。在上述简化的诉答程序中，法院也无从根据实体法的观点确定诉讼原因。之所以如此，全在于仅仅通过诉答程序根本无法明确案件的主要事实。与此告知诉答相对应，随之出现了“诉讼原因”实用化的趋势，亦即怎么能解决问题就怎么告知的倾向。在告知诉答体制下，抛弃了法典诉答中的诉讼原因概念，取而代之以灵活解决个案的实用主义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取“诉讼原因”而代之以“请求”便是这一新趋势的著例。在告知诉答制度下，当事人在诉状中没有必要陈述以实体法为基准的所有主要事实，因此自当无从发挥诉答最早所具备的主张请求理由事实的机能。与大陆法系之德日准备文书要求陈述详细事实之规定相比，美国法之诉状所承载的提供诉讼资料的机能显然相去甚远。

二、日本民事诉状的记载事项

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美国民事诉状记载内容的变化与其诉答所承载的功能变迁息息相关。而在缺乏诉答这一程序构造的大陆法系代表国家——日本民事诉讼中，情况又怎样呢？1996 年，《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制定，该法第133 条第2 款规定民事诉状应该记载下列事项：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请求的旨趣及原因。[6]《日本新民事诉讼规则》第 53 条第一、二款规定诉状除了应该记载请求旨趣、请求原因之外，还应记载可以支持该请求的具体事实，且应依各个亟待证明的事由，记载与该事由相关的重要事实及证据。记载事实主张的诉状，应尽可能分别记载支持该请求的事实以及与该事实相关联的事实。那么，究竟什么又是请求旨趣与请求原因？

所谓请求的旨趣，正是当事人要求法院审判的结论。例如，原告向法院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100 万日元（给付之诉）、请求确认附件物件目录所记载的土地所有权（确认之诉）以及请求判决原被告之间离婚（形成之诉）。请求的旨趣与请求的原因合并特定法院审判的对象，发挥着限定法院审判范围的作用。民事诉讼中，因开启诉讼的发动权在于原告，所以对于提起诉讼请求的原告而言，有责任特定审判的对象请求并明确对什么请求作出怎样的判决。为此，请求的旨趣也自然成为诉状的必要记载事项。因此，请求的旨趣首先必须明确、具体。此外，通过请求的旨趣必须可以确定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则上不得附条件和期限。比如第三人向原告提起的房屋交付请求诉讼中原告败诉的情形下，被告提起请求原告交付居住房屋的判决请求作为请求的旨趣来说就不合法。

请求原因一语在《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意义：第一种意义上的请求原因是指与请求旨趣一起足以特定诉讼物的事项（特定请求的请求原因）；其次是指原告所主张的作为诉讼请求内容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理由事实中，原告根据主张责任、证明责任分配的法则，必须首先主张证明之事项（作为请求理由的请求原因、通常是权利发生原因等，即权利根据规定要件对应的主要事实）；第三种意义上的请求原因是指在涉及所谓的原因判决[7]时指代除去数额之后请求权仍得成立、存续的一切事项。构成诉讼请求内容的权利或法律关系（诉讼标的）必须通过诉状必要记载事项亦即请求旨趣及原因才能够特定。作为诉状必要记载事项的请求原因亦即上述第一种意义上的请求原因，也被称为识别说。但是，自古以来，也不乏将上述第二种意义上的请求原因视为诉状必要记载事项的见解。现行《日本新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原则上必须根据诉讼的进展适时提出。因此，此处的“请求原因”乃特定并识别请求的必要事实。但是，一般情况下法官以及对方当事人并不能仅仅依靠上述事实就能充分了解案件的全貌和实际状况，所以《日本新民事诉讼规则》规定，为了当事人双方在诉讼早期就可以明了主张证明关系并在期日展开充实的审理，除了上述请求原因事实之外，当事人在诉状中具体记载请求理由事实（主要事实）的同时，尚需记载与要证事实（原告方所预想的会成为争点的要证事实）相关事实中重要的间接事实及证据（证据方法）。

不难发现，日本民事诉状所应记载的事项与美国民事诉状的记载事项迥然不同，日本民事诉状记载事项相对应的便是诉状的功能。换言之，日本民事诉讼的立法者希冀通过规范诉状的记载事项，确保诉状能够发挥应有的功能。就日本诉状的功能而言，素来有识别说与理由记载说之区别。其中，前者乃是通说。所谓识别说，亦即诉状只要记载能够特定诉讼请求的事实即可。相反，理由记载说乃是着眼于民事诉状的记载事项与请求原因的相互关系，要求诉状中必须记载请求具有合理理由的一切必要事实。该说亦称为事实记载说。《日本新民事诉讼规则》第 53 条第 1 项明确规定采用识别说。从充实民事审理的角度来说，诉状中除了应该具有特定原告诉讼请求的必要事实之外，还必须具体记载请求理由事实。差强人意的是，该条规定乃训示规定，新法的立法者希望在诉状中记载请求理由事实成为民事诉讼的惯行。

三、美日诉状之比较与我国诉状之改善

（一）美日诉状比较及原因分析

市场经济视野下的“赔钱减刑”透视

李新福
（莆田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室，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广东东莞市的两级法院“赔钱减刑”判例引起社会长期的激烈争论。此判例的是非关系我国司法改革发展的大方向。当前我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司法改革也必须用市场经济的视野来分辨是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赔钱减刑”符合市场经济社会性质，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务实的司法行为，对社会利大于弊。
关键词：市场经济　司法　赔钱减刑　透视

广东东莞市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在蔡×生死亡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前（1），因原告一家的生活已陷入了极端困顿的境地，经原告同意，由法院调解，被告王×的家属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人民币。后法院以经济赔偿作为减刑的参考因素，对被告人王×作出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
此案例引起社会长期的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此案例符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原则，也符合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并与外国“诉辩交易”（2）司法实践接轨，是我国司法进步。但是，另一种意见认为此案例动摇了法律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法律开了“富人”特权的口，法律失去公平，将助长犯罪，是司法倒退。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理由。此争论涉及我国今后立法司法的大方向，应当明辨是非。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司法改革也必须用市场经济的视野来分辨是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赔钱减刑”符合市场经济社会性质，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务实的司法行为，对社会利大于弊。
一、“赔钱减刑”体现市场经济中金钱的物质基础地位和万能媒介作用
1、“金钱万能”凸现的是物质基础地位
我党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反对“金钱万能”观点，其实，金钱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的是物质或劳动价值。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否定金钱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否定物质对人生存的基础作用。在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因为物质的匮乏，长期以来领导层较多重视精神的作用，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精神的作用，反对资本主义金钱万能思想。这种宣传教育弱化了物质的作用，实际形成潜在的精神第一，物质第二的政治思想观点。进入市场经济后，许多人因为思维惯性，对用金钱衡量人的价值，个人的能力，工作的成绩，尤其是用金钱作为法律、法规惩罚的方式，不能理解认同。这是有的人对金钱的基本属性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缺乏认识的结果。
一切问题都可以用金钱的方式解决，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思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需要一种媒介来作为衡量价值标准，这就是金钱。人们通过以金钱为媒介的市场交易获取劳动价值是最终目的（3），这种劳动价值是以金钱来具体体现，因此，市场经济中金钱充当万能媒介，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2、市场经济立法司法中金钱的适用性
法律后果是让一些违反社会准则行为模式的人付出代价，代价有生命、人身自由、社会权利以及物质损失，罚款、赔偿、没收财产都是法律的物质损失方面的经济惩罚方式。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法律运用经济惩罚作为法律后果很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出台的许多基本法、普通法中，经济惩罚的法律后果得到较多的应用。特别是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部门规章，经济惩罚被广泛应用。在基本法、普通法中，经济惩罚作为法律后果得到较多的应用，说明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惩罚方式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效用性，再加上随着我国立法工作的加强，法律的增多、细化，象《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一些以经济惩罚为主的法律增多。经济惩罚能作为法律后果之一，是因为钱的属性决定的。在商品社会中，钱代表的是物质。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获得物质一般要付出劳动，劳动是有代价的，因此经济惩罚和剥夺生命、剥夺人身自由一样，是让一定行为模式的人付出代价,符合法律后果的基本要求。
人的生命在其存在时是无价的，但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因为一定金钱失去生命，或者因为一定金钱挽救或维持了生命，从这个意义看，金钱可以等同生命。死亡案件既已成事实，作为已失去的生命的诉讼，金钱赔偿相对剥夺生命、剥夺人身自由、剥夺社会权利等惩罚方式更具实用意义。在司法中，金钱同样显现其万能媒介作用。罪犯犯罪绝大多数归根结底是为了非法获取经济利益??金钱，同样，法律对他们的惩罚方式也可以是金钱损失的方式。
那么，“富人”是否因此大胆犯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往往难于控制犯罪的程度，一般也无法预见此次犯罪的后果是丧失生命、丧失自由还是金钱损失，另外即使只是金钱损失，也无法预见损失的程度，一定量的金钱损失对一些人也可能是致命的损失。大多数罪犯犯罪时并没有设想因此次犯罪行为要付出生命、人身自由或金钱损失的代价，如果设想他们将得不偿失，就不会去实施犯罪。
二、“赔钱减刑”体现市场经济注重效益效率的特点
1、市场经济注重劳动的效率效益
追求物质，追求劳动价值最大化是人的本质特点，市场经济的设想就是利用人们这种劳动原动力，通过自由竞争，达到促进提高劳动的社会效益与效率的目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因此，效率效益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
市场经济下的司法工作同样应当注重效率和效益。司法活动提高效率可以有效利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充分发挥司法活动对社会的规范和公民行为导向作用。提高司法的效率效益是市场经济下司法活动改革的方向。
2、“赔钱减刑”提高了司法的效率效益
当前我国司法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惩罚执行难。经济执行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影响了法律的威信和社会效果。执行难的原因有被执行人的逃避、刁难、被动性，标的物的流动、属性复杂、可灭失性，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的合法对抗性。执行难在当前社会环境条件下，还会存在相当一段时期。
经济惩罚执行难的根本原因是被执行人的被动性，破解执行难的关键是使被执行人变被动为主动。这个转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许多外国司法中的“诉辩交易”，通过惩罚方式互补的方法，减轻其他惩罚方式来达到实现经济惩罚的目的。
我国在当前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不通过刑事减刑，要达到取得民事经济赔偿目的是很困难的，大多数被告没有自有财产或财产属性复杂难于分析，再加上他们的抵触活动，经济赔偿常常是一个不能兑现的空头判决。而“赔钱减刑”调动了被告的主动性，被告亲友往往为了挽救被告，承担超过被告个人财产数额的经济赔偿，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民事赔偿能够真正兑现。
三、“赔钱减刑”体现市场经济“两相情愿”的公平准则
1市场经济的公平准则
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基本原则是自律，特点是以自由竞争体现公平。市场经济活动公平的衡量，因为情况千差万别，没有参照标准也无法量化，即使能量化，经营利润多少才为公平合理也难有合理的标准，最简单而有效的衡量方法是两厢情愿。当事人双方主观一致的认同，是解决争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两厢情愿”是市场经济的公平准则，也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只要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或国家利益，即为公平合理，第三方不得“横刀夺爱”、强行干涉。
2、“两相情愿”在司法中的适用性
“两相情愿” 市场经济的公平准则同样可以在司法中运用。“两相情愿”在司法中的民事部分也有很好的适用性，经过“两相情愿”调解成功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满意度高，结案率高，预后良好。这是因为案件司法结果是多方当事人的主观愿望的交叉点，是一种合意。因此，“赔钱减刑”既然是双方当事人的“两相情愿”行为，就可以认为是公平合理。
那么，“赔钱减刑”是否形式上也公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金钱代表劳动价值，取得金钱是有代价的，赔钱就是付出代价，也是惩罚的一种方式。惩罚方式在刑事、民事诉讼中，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原、被告都同意）是可以互补或选择的。如果被害人或被告有一方不认同，法院并不强制，“赔钱减刑”也不能实现。
四、“赔钱减刑”体现市场经济务实的运行风格
1、“赔钱减刑”是市场经济下司法务实的表现
市场经济运行的风格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解决运行中出现的矛盾，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可能阻滞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及时解决，解决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有益市场经济发展。经济惩罚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活动的难题，严重影响法律的社会效果，“赔钱减刑”不失为一种与时俱进的解决经济惩罚执行难的有效办法，体现市场经济下司法活动更加务实的倾向。
长期以来，“一命抵一命”、“杀人偿命”的朴素的法律理解深入人心，但这只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珍重生命，法律在剥夺生命时也更加慎重。因此，法律在剥夺生命时同样关注不剥夺生命的理由和可能，关注补救生命的可能，“赔钱减刑”正是珍重生命的一种实践。
2、“赔钱减刑”前瞻市场经济司法方向
在西方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废除死刑已经几十年，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发展方向。当然，废除死刑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相关，我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基础相对落后，根本废除死刑可能不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但在目前社会条件下，逐渐有条件减少死刑的使用，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都可以采取“赔钱减刑”这种做法。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能减刑。能够适用“赔钱减刑”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并以被害人的具体情况和意愿为主、照顾被害人的原则来实现。
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第四条中明文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要坚持宽严相济、确保社会稳定。东莞市两级法院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正是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方针，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下，立法司法改革发展的方向。


注释：
（1）2005年11月1日晚9时左右，广东东莞市被告人王×、赖×军、周×强抢劫并致被害人蔡×生死亡。在公诉机关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也依法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因为该案的发生，被害人一家的生活已陷入了极端困顿的境地，蔡的女儿也因此面临失学。得悉此情况后，法官多次组织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进行细致的调解。被告人王×的家属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人民币，原告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被告人也表示要痛改前非。最后，法官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达，并依照法律，对被告人王×作出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
（2）“诉辩交易”是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节约司法资源和司法成本的简易案件审理程序。主要是指在刑事案件（也包括其他案件）的审理程序中，控方与辩方（被告方）为了达到尽快了结案件审理程序、减少被告痛苦（或者被告认罪可以得到某种好处）而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交易方式。“诉辩交易”通常是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法院不会干涉，不过，有时法院也会主动向控辩双方提出“诉辩交易”方式，但不会强迫控辩双方接受。
（3）马克思，《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