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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学界的一般理解，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观察收集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说或检验理论假说而展开的研究，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等方法。从国外经验看，民法学也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在各种实证方法中，我国民法学界应当重视计量方法的应用。除个案研究外，实证研究中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会产生大量数据，必须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寻各个影响变量之间复杂的因果联系。此即所谓的计量法学方法。

实际上，法律现象的量化和数学在法学领域的运用长期以来备受争议，一些学者不惜以各种理由来捍卫法学的模糊性，甚至只要一提到“量化”、“科学性”，就认为已经牺牲了法的价值。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些学者往往从法是价值、规范或者事实的某一个方面来认识法律现象，没有从价值、规范和事实的统一体的角度去认识法，特别是将法仅仅视为主观的价值或者人定的规范，必然得出不可量化的结论。其次是夸大了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区别，未能认识到它们的一致性。虽然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社会现象可重复性不强，因果关系过于复杂，但不能因此放弃对法律现象的量化研究。法律现象同时具有“质”和“量”的属性。法律现象虽然主要以“质”的规定性呈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定性分析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可是法律现象同样具有“量”的规定性，并且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签约率、股权交易量、交通事故发生率及其原因等。所以，法律现象的可度量性是不能否认的，法学不能放弃对法律现象中“量”的规律的探求而将此领域让给其他学科。研究法律现象的“量”的规律必须使用定量方法。

民法研究中计量方法的运用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民事法律实施效果评价、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

从法律的制定来看，科学制定法律规则不仅需要借鉴、比较他国的立法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扎根于实际国情。这里的国情既包括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包括当前的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预测下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规则的科学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而科学的预测需要引入计量方法才能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性研究就是在民事立法阶段对法学现象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整理分析，弄清影响民事法律变迁的各个因素，进而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尤其是民事法律中直接体现数量关系的法规则，需要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法律规则制定的基础、具体数量的确定等。又如，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如何权衡取舍，立法机关往往不能给出明确的说明。一个可能的路径是选用公平和效率为变量，运用统计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找出与变量相关的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选用合理的效用函数，进而极大化效用函数转化为一般的数理问题。这样才能使解决方案既在理论上科学合理又在实际中切实可行。

法律包括民事法律的效力包括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形式效力固然可以采用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判断，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则不然。法律制度的实质效力就是对实际运行中的法律的实际效果进行科学评价。法律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功能，因而需要研究法律的实际运行效果，评价法律制度的优劣，考察客观效果与立法意图之间的吻合程度，立法以及司法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否符合“应然”状态的价值要求以及民事法律的社会反响和民众的认可接受程度如何等等。民事法律在影响社会的过程中充满着双向互动，有效的民事法律需要根据其运作的实际效果不断调整自己。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可能会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必须放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下来加以考察，必须放在社会现实中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对法律效果有正确的评价。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法学方法（包括规范分析、逻辑分析、价值分析等方法）只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只有应用计量方法，结合具体数据，给出科学的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才能令人信服。

民事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是运用计量法学的研究方法，以民事法律为变量，定量分析民事法律对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影响，揭示民事法律和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年来法金融学的兴起就是很好的例证。Ｄｊａｎｋｏｖ等人用司法质量和合同执行效率、市场进入管制等来研究法律规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Ｍｉｃｃｏ和Ｐａｇｅｓ等人发现法律对雇佣的保护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特别是以ＬＬＳＶ组合为代表的法金融学者利用各个样本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法律对投资者保护、所有权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民法学的知识图谱分析亦非常必要。可以对民事法律的变迁进行计量史学分析，通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对比研究，分析中国民事法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因素，甚至分析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比如，分析中国婚姻法３０年来的变迁路径，分析影响婚姻法学者进行法学研究的主客观因素，甚至从宏观维度分析经济、社会进步与现代婚姻立法的互动等等；或者通过词频定量分析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甚至对中国民事法律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目前计量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大体分为假设检验、回归分析和干预分析三大类，研究者常常根据其所掌握的数据情况结合运用这些具体方法，如Ｒ．Ｇｒｏｓｓｅ、Ｍ．Ｍ．Ｆｒａｎｋ和ＵＮＣＴＡＤ等同时使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Ｃ．Ｊ．Ｈａｒｄｌｏｃｋ等不仅利用假设检验和回归分析，而且在回归分析中还同时借助线性模型和非线性的Ｌｏｇｉｔ模型，Ｊ．Ｗ．Ｓａｌａｃｕｓｅ和Ｎ．Ｐ．Ｓｕｌｌｉｖａｎ横截面数据分析和综列数据分析两者并举，Ｐ．Ｓ．ＭｃＣａｒｔｈｙ和Ｓ．Ｓｒｉｄｈａｒａｎ等人将ＡＲＩＭＡ过程引入回归模型之中，分别用移动平均（ＭＡ）过程和自回归移动平均（ＡＲＭＡ）过程表示回归残差，Ｓ．Ｓｒｉｄｈａｒａｎ等人更是回归分析、干预分析和结构时间序列分析三者兼用（参见张晓斌：《法律实施效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运用计量方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界已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前，囿于我国法学界知识结构的集体单一，法学学者缺乏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基本没有掌握数学研究工具，导致深入的、专业性较强的法学实证研究无法展开，既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深度不够、观察比较简单，让法学学者觉得不是法学研究，而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觉得肤浅。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民法学的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够成熟就加以全盘否认，应该看到民法实证研究特别是计量研究对中国民法学研究的深远意义。每一次方法上的转变都会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计量方法也将给我国传统民法学带来新的冲击。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

（作者：屈茂辉 湖南大学法学院 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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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