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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环境保护局


四川省工业污染源监测管理办法
四川省环境保护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工业污染源监测的管理，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有关法律和《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工业污染源，是指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和产生其他公害的工矿企业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业污染源监测，包括企业根据生产管理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对本单位排放污染物的状况实施的定期监测，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对工业污染源实施的监督性监测。
第四条 工业污染源定期监测，由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负责组织实施。
工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承担。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工业污染源监测的组织实施与监督管理。

第二章 范围与职责
第六条 工业污染源监测范围，包括对工业废水、废气 （含粉尘、烟尘）、物理污染 （工业噪声、振动、辐射、电磁波等）和有害固体废弃物的监测，以及污染治理设施净化效率的监测。
第七条 重点工业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年度频次为工业废水2－4次，废气、物理污染、固体废弃物和净化设施效率1－2次；定期监测不得低于上述频次。
一般工业污染源监测可参照上述频次进行。
第八条 排污企业单位及其监测机构的职责：
按照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确定的监测项目、采样点位、年度频次及每次的频率，组织对本单位的污染物排放和净化设施效率进行定期监测。本企业设有环境监测机构并通过资质审查的，由其监测机构承担；未设有监测机构的，或虽设有监测机构但未通过资质审查的，委托其他
通过资质审查的监测机构承担；
建立本单位排污动态数据库，编写排污状况报告，逐步实现编报计算机化。
按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所属环境监测站报送本单位排污动态数据及有关资料。
第九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的职责：
市 （地、州）属以上企业的监督性监测，由市级环境监测站承担；县属以下企业，由县级环境监测站承担；
建立本辖区工业污染源动态数据库，编写区域工业污染源排污状况报告，逐步实现编报计算机化。

第三章 监测管理
第十条 承担工业污染源监测的环境监测站，应持有《四川省环境监测资质合格证》；监测人员应持有《四川省环境监测人员合格证》。
第十一条 工业污染源监测的工业污染源排污状况报告的编报，应采用国家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污染源统一监测分析方法，执行《工业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和《工业污染排污状况编写技术规定》。
第十二条 排污单位应在监测的次月内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环境监测站报送其定期监测数据；在2月15日前报送上年度重点工业污染源动态数据库报表。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应于每年8月向主管部门和上一级环境监测站报送当地上半年工业污染源监测数据资料，每年2月报送上年度工业污染源动态数据库报表，5月报送上年度工业污染源排污状况年度报告。
第十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站到排污单位实施监测，是依法实施现场检查的重要内容，被监测单位应密切配合，提供有关资料和采样条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阻挠。
环境监测站和监测人员应当为被监测单位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对保密单位的监测，应预先报其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并遵守国家保密规定。
第十四条 工业污染源监测经费：
企业规整排污口和进行定期监测 （含委托进行的定期监测）、污染治理设施净化效率年检性监测以及对排污企业进行监督性监测的费用，可在补助企业治理污染的环保补助资金中列支；委托监测按有关规定收取监测费。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五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按规定进行工业污染源监测，并按时报送监测数据资料的；
（二）在编报工业污染源排污状况报告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在工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四）在工业污染源监测其他方面有突出成绩的。#13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视不同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四川省环境保护条例》有关条文规定，给予警告
或者处以罚款：
（一）拒报、谎报本单位排污定期监测数据资料的；
（二）拒绝或阻挠环境保护部门进行现场监督监测的，或者在被监测时不予合作，弄虚作假的。
第十七条 处罚的具体实施按照《四川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管理办法》执行；行政复议的具体实施按照《行政复议条例》和《四川省环境保护行政复议程序规定》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排污企业应提供的有关数据资料，是指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由企业负责填报的数据资料，以用于综合分析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状况的规律，预测其变化趋势。
第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行政辖区内一切排放污染物的工矿企业和城市污水处理厂。非工业污染源排污单位 （如医院、宾馆、饭店等）的监测，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各市、地、州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9月10日
民事诉讼法断想
——兼谈民事检察制度

秦旭东


在初识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 ，加以之前对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学习，略略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体的理解和感想，是为断想。兼谈民事检察制度，则是有感于千百年来中国民权未彰，公权强霸，至今权利难制权力，权力之间缺乏制衡，而人们怀着深厚的“监督”情结，在民事检察制度上，高法和高检还为此论战不休。

民事，我的简单理解就是民间之事，涉及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而不牵扯公共政治。自罗马法始把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以私法自治为要旨，人们得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可以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奋斗。耶林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主要就是指这个权利。刘凯湘老师在讲授民法时特别强调民法的这一精神品格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虽然私权至上原则在西方已经有所缓和，但在一片专制主义幽灵不散的土地上，权利仍然有待张扬而非限制。

诉讼，这两个字给我的第一影响就是一架天平——而非剑或者盾牌——的形象。诉讼的本质特征在于：有平等对抗的双方当事人，有独立、中立的第三方作为裁判，裁判在听取双方的辩解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诉讼作为一种社会争端的最后解决手段，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固然是因为有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诉讼具有一种天然的内在属性，即公正。按照私法自治的原则，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追求和调整原则上应由相关当事人自行解决。民事纠纷是平等主体间的有关财产和人身关系的纠纷，国家对其不宜直接干预，因此，法律赋予人们以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民事诉讼法只有充分保障人们的诉权和自由处分权，才能体现以权利为本位的宗旨。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式的诉讼才算得上真正的诉讼。陈瑞华老师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诉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获得一个hearing（听审）的机会，获得一个公平裁判的机会，可能比其它救济更重要。虽然这是从刑事诉讼上讲的，但是在民事诉讼中，公权力严守中立，维护公平，保障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维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对抗，就更显得必要了。

我在前文中一直用“裁判”这个词，而不是“审判”。这两个词的差异背后实际上含义深远。裁判一词表明了一种超脱的态度，而审判则蕴含着职权主义的冲动。权力天性有一种扩张的欲望，却不说刑事诉讼中法官、检察官以“打击犯罪、为民除害”为己任，按耐不住超职权的冲动，视嫌疑人、被告人为“万恶的罪人”，不除之不快，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面对平等主体之间的“私事”，法官们总是主动出击，他们调查取证，控制和主宰法庭调查和辩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往往被漠视。当然，这几年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风起云涌，各种改革模式不断花样翻新，试图开创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然而进步相对于现状仍嫌不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被触动，如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官僚化，法院不独立，党委、政府等权势机构可以随便插手，施予影响等。而在审判监督上,监督主体众多、多管齐下的机制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反而问题多多。人大的个案监督，媒体的过度参与影响了审判独立；再审的启动途径过多且次数不受限制，造成终审不终；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苛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一致，强调有错必纠，而有错必纠又缺乏客观标准，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和终局性；等等。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我们这样一个不重视制衡而强调监督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位。我国的检察制度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深受苏联的影响，曾一度规定了极其厉害的一般监督。“苏维埃之眼”在苏联是警察国家最得力的专制工具之一，看过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会不禁然想起那张恐怖的大幕。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的眼光虽然主要集中在官员身上，但却只是为了君主的专制统治服务。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现在的检察制度进行一些反思，使之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

关于民事检察制度，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对监督的范围、方式，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检察院一方认为他们不但可以对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进行监督，对合乎民诉法第185条规定的情况提起民事抗诉，还应当有权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并引用国外的“民事检察制度”来进行论证。而法院一方认为检察院的抗诉必然引起再审，可能影响其独立审判，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更不足取。两院在民事检察制度上常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尤其是检察院方面为自己尴尬的境地感到委屈甚至愤怒。一方面它是专职的监督机关，另一方面它的被监督者又往往不买他的帐。但我们是否应当尝试着去反思一下是不是它的触角伸得太长了。

有学者提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应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监督对象应聚焦于法官的违法违纪和其他不正当行为，对错误裁判的纠正应归于上诉和申请再审等救济程序。法律监督不能涵盖民事诉权，检察机关不是民事主体，不能直接提起或参与诉讼，而法院内部由法院院长或上级法院直接启动再审的做法也不符合民事审判的自身要求。可取的是建立以当事人上诉或申请再审为主、检察机关有限的提起民事抗诉为辅的制度，建立司法惩戒制度，坚持事后监督和依法监督的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监督仅限于法官的“非裁判性渎职行为”，而不得对其合法裁量权范围内的事指手划脚。

法院和检察院的观点难免受自身部门利益的影响，而后者的建议则客观、合理，较为可取。因为我国法院本来就不独立，检察院则更像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它握有法律监督权这把尚方宝剑，以强权者的身份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不管自己作为诉讼一方还是为某一方“撑腰”，都会令对手战战兢兢，法律的天平就可能失衡，从而背离了平等对抗的精神。现实中有的检察官甚至动用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进行“调查取证”，不得不让人们警觉。国外的检察院直接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根本不同于我国。因为他们不是法律监督机关，只是作为国家或公共利益的代表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进行诉讼活动，只是一方当事人。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甚至在刑事诉讼中也不过是一方当事人，即只是政府的律师，他们没有居高临下进行监督的权力。在我国，对于民事诉讼中涉及重大的国家和公共利益时，可以由相关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或参加诉讼，至于应当起诉而无人起诉或者当事人不敢起诉的，检察机关不应越俎代庖，而应当立足于社会支持起诉原则。当然，建立和完善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院内部制约机制是必要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公平游戏的规则，才符合民事诉讼法精神的要求。

所谓监督，本身就是一个自上而下不对等的关系，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监督者不一定比被监督者优越。当我们赋予监督者大无边的权力时，谁来监督监督者？这是监督情结永远解不开困惑。既如此，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将重点放在权力制约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