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申笑梅 刘 磊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邮编： 832003)
[摘要]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二）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着社会心理的惯性在阻碍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行为。它严重干扰了证人的理性决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深刻地制约着证人的作证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象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以次类推，直到离自己最远的一圈。每个人都是一颗石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只对圈子里的人信任、扶助，对圈子之外的人时刻怀有戒心；而圈里的人遵守着同样的规则(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推行的道德准则)，对他也信任、扶助。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在生活着。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往来密切，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破坏了“交互利、兼相爱”的准则（这种“利”或许很自私，这种“爱”或许不受法律保护）。现在还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侵化到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了“意蒂牢结”，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行为，使我们不得自由思考行事。于是，出于人类运用理性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我们便要对旧思想进行“祛魅”，加以理性的批判（批判仅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过程）。通过批判思想才能获得独立，如此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现行的社会制度文化中去，形成自觉地依法行事的新观念、新风尚。但我国目前尚处于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模式尚未建立之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赖着延续已久的社会人际关系生活着。若为了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在证人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又不能进入新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只是在新、旧生活之间长久的徘徊。这时谁又来保障证人的权利?相应的法律救济又在哪里?相应的道德鼓励又在哪里? 这是“谁之正义？何之公正？”
（三）证人作证的价值属性被忽略。证人之所以成为证人，是因为他拥有并掌握他人所不知而又需要的、关于案件的情况，正是因为他人不知，这种情报具有的稀缺性，稀缺性正是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价值产生的本源；正是因为他人需要，这种情报所具有的价值使证人的作证具有的商品的属性。并且该情报会因为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其价值形态随之相应波动。在我国，证人内在的价值被社会大众强烈的道德召唤感和使命感淹没了、冲淡了，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放弃本该享有的正当利益，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偿，这种观念、行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强调的价值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非但没有利益机制的驱使，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都是可实际考量的。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四）证人作证意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其中是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为过；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反而不敢出庭。
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也没有亲历百年的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对法律的虔信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理论验证后所得到的内心确信，二是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的对法律不可动摇的信任。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讨论证人怠出庭作证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法律的虔信导源于我们对法定义务的明确承担，而不是借口服从于人性弱点的必然律就回避它；但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公民难以实现内心的确信。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也让想出庭作证的人无所适从。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
(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具体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亲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通过人际传播、新闻媒介获得的关于证人出庭的案例，难以让一般社会大众满意，社会大众难以从中获得对出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人员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由于目前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并未提高到现行刑诉法所要求的水平上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长期的低薪和司法独立的不完全，影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了辩护人和证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信念产生根本的动摇。证人逐收回了对法律的忠诚，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由此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在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以上所有的探讨皆建立在笔者对刑诉长时间的思考之上，这种思考只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或许是残缺的，但它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直面现实、勇敢思考的结果。
关于印发2006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的通知
交通部 公安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交公路发[2006]76号
关于印发2006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的通知
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国集中开展治超工作的第三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5]30号，以下简称“国办发30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治理成果，加快治超长效机制建设，推进全国治超工作有序深入开展，经研究，全国治理车辆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2006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章）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章）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章）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章）
二○○六年三月一日
2006年全国治超工作要点
从2006年起，全国治超工作将由“巩固成果、依法严管、重点突破、有效推进”逐步转入“突出源头治理，强化执法力度，完善监控网络，建立长效机制”的新阶段。2006年全国治超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继续加强治超工作，坚持规范行为、依法严管、标本兼治、立足源头、科学治超的方针，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确保治超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在巩固和扩大治理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治超工作长效机制。工作要点如下：
一、继续加强对治超工作的组织领导
1．加强领导，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坚持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治理工作机制，明确职责，落实经费，强化督导检查，把治超工作列入年度工作重点，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坚持治超工作机构不变、经费不减、力度更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治超办要充分发挥组织者、协调者和实施者的角色，积极策划、精心组织，认真做好组织与服务工作，确保治超工作深入推进。
2．加强沟通，进一步确保联动治理。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协作，确保部门联合、地区联动，进一步形成全国治超“一盘棋”的工作格局。特别是相邻的省、市、县（区）和治超检测站点之间，要建立联系机制，定期沟通协调，互通情况，密切配合，共同研究解决出现的问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治超机构要按照全国治超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要求，及时报送治超工作有关情况和信息。
3．强化监督，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各地要对路面执法、车辆生产与改装、车辆牌证管理、道路运输市场管理等工作，加强明查暗访和监督检查，强化对各基层责任单位和治超站点的监管，及时查处一线执法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特别是在治超执法工作中，要继续执行治超“五不准”规定和“十条禁令”等有关纪律，坚持依法治超，切实规范行为。
4．深入宣传，进一步营造舆论氛围。各地要将宣传工作贯穿于治超工作的各个环节，特别是随着治超工作深入开展，要及时调整宣传重点，继续保持舆论声势，在坚持现有宣传方式的同时，还可通过制作专题片、举办成果展等活动，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宣传工作。宣传内容要注重针对性，宣传方式要注重实效性，要集中展现各地治超工作中的典型经验、先进事迹和突出成效等。同时，还要加大对超限超载行为违法性的宣传和教育，对超限超载的典型案例进行曝光，消除超限超载惯性心理。
5．总结考核，及时进行表彰。全国治超办将制定治超工作总结考核办法，对各地三年集中治超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和考核，同时对在治超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适时进行表彰。各地也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建立激励机制，对本地治超工作及时进行总结、考核和表彰，形成有部署、有检查、有总结、有奖惩的良性运作机制。
二、依法治超，加强路面治超执法力度
6．坚持联合治超，加大依法严管的力度。各级交通、公安部门要继续实行路面联合治超执法，确保人员投入，坚持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始终保持严格执法的态势，以巩固成果，防止反弹。在开展治超执法过程中，要继续按照交通部、公安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2004]455号）的要求和超限超载认定标准，对发现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要按照《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严厉进行处罚，同时严格实施卸载，消除违法行为。对严重超限超载的违法运输车辆，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从重处罚。
7．禁止违法超限超载车辆行驶高速公路。各地可在高速公路的入口处设置相应的称重检测装置，对进入高速公路的货车进行检测，并结合高速公路收费站管理工作，凭检测单准许货车进入高速公路。凡经检测确定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的车辆，一律禁止进入高速公路行驶。
8．突出重点，延伸治理范围。加大对超限超载重点监管车型违法违规运输行为的治理和处罚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治超工作。全国治超办将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分批公布超限超载重点监管车型，作为各地路面执法工作的重点。同时，假冒军队、武警车辆超限超载严重的地区，要积极协调军警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开展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利用假冒军警车辆进行超限超载运输以及偷逃国家相关税费等违法行为。
9．全面推进对超载车辆驾驶人实施交通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制度。要研究制定具体操作办法，对违法超载运输驾驶人实行记分，大力推进异地交通违法记分信息的转递工作，对记分超过规定的驾驶人依法予以扣留驾驶证、组织学习和考试。
10．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行为，确保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各级公安机关要适当增加治超检测站点的警力，负责维护治超检测站点的交通、治安秩序，对容易出现聚众闯卡、拒不接受检查、强行冲卡、带车绕行的重点地区，要加强巡逻，加强应急处置管理。对阻碍执法管理、对执法人员实施人身侵犯、破坏治超站点设施的，要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创造良好的治超执法环境。
三、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车辆生产、改装及牌证管理
11．彻底解决车辆“大吨小标”问题。对发展改革委2005年底前公布的在用“大吨小标”车型，各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年内完成“大吨小标”车辆参数更正、行驶证换发工作。2006年，除两轴车、罐装车、改装车以及破产、被兼并企业生产的货车外，发展改革委不再公布“大吨小标”车辆参数更正表。对2005年4月1日后新生产的“大吨小标”车辆，要严格按照国办发30号文件规定，发展改革委要在公告中撤销相应的车型，车辆生产厂家库存的“大吨小标”车辆产品一律不得销售，已经销售的，要负责召回或履约接受退货，赔偿购车人的经济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继续打击非法改装车辆。工商部门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研究制定有关整顿车辆非法改装企业的管理措施及办法，继续开展专项活动，严厉整治非法改装车辆的单位和企业，逐步遏制和杜绝车辆非法改装行为，严把车辆改装关。同时，为彻底消除现有车辆存在的非法改装现象，从2006年起，各地工商、公安、发展改革、交通等部门可在治超检测站点联合开展打击非法改装车辆专项活动，配备必要的装备，对发现擅自改变车辆外廓尺寸、加拦板、加钢板以及载质量等技术参数明显不实的非法改装车辆，要强制车辆恢复原状。
13．规范车辆生产管理。发展改革委要严格按照国办发30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公告管理，并对现有车型进行全面清理和整合，同时加强对汽车生产和改装企业的管理，严把车辆生产关。此外，还应尽快制定出台规范有关汽车生产及改装的管理措施和办法，从生产环节杜绝“大吨小标”以及不符合GB1589-2004和GB7258-2004国家标准的车辆。质检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缺陷汽车召回制度，对于已经投入使用的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缺陷的车辆，要按照缺陷汽车召回制度的有关规定，责令汽车厂家召回。
14．加强车辆牌证管理。各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要认真贯彻国办发30号文件要求，在车辆注册登记环节要严格把关，对与《公告》公布车型技术参数不一致、不符合《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GB7285-2004）、《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04）等国家标准要求的车辆，一律不予登记和核发车辆牌证，并将违法生产企业及车辆情况通报行业主管部门。
四、进一步加强源头监管
15．加强运输装载源头管理。各地交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重点货物运输集散地、货运站场等的监管，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超限超载车辆不出厂、不出站。对货主和站场故意放纵车辆超限超载的，要依照《道路运输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位于公路沿线的小煤场及以各种名义建立起来的货物分装场，也要继续加大整治力度，对为超限超载车辆提供货源的，要予以整顿或者关闭。2006年，全国治超办将在装载源头管理成效突出的地区组织召开示范工作现场会，以进一步推动源头管理。
16．加强运输市场准入管理。对目前仍然“大吨小标”以及其他不符合GB1589-2004的车辆，各级交通部门不得准许其进入运输市场。同时，交通部要商有关部门分批发布《货运汽车及汽车列车推荐车型》，并出台配套的经济措施，引导货车向多轴化、大型化方向发展，推广厢式货运车辆。
17．健全货运经营企业和营运驾驶员的信誉档案管理。各治超检查站点要严格执行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车辆及驾驶员的违法登记和信息抄报制度，确保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登记信息准确，并和执法机构共享。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和运输管理机构要根据抄报的信息记录，对多次超限超载的货运企业和营运驾驶员，要定期公布黑名单，并依法予以严厉处罚；对超限超载违法记录次数超过3次的营运驾驶员，要责令其参加不少于一周的停业学习培训，并重新考试；对于有超限超载登记的营运货车超过总数5%的运输企业，要向社会予以公布，并责令其停业整顿。
五、加快治超长效机制建设
18．制定治超长效机制的有关意见。全国治超办将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国治超工作长效机制的相关意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在治超工作中的职责，健全治超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强化治超长效机制建设。各地也要针对治超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总结、研究治超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逐步建立治超长效机制。
19．制定《公路保护条例》，完善治超法律法规体系。要加快《公路保护条例》的起草制定工作，促进全国治超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同时，各地也要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出台治超方面的法规、规定，建立多层次治超法律法规体系。
20．加快全国治超监控网络建设。以北京至山西大同市方向的公路通道及其沿线的治超检测站为试点，加快治超站点的规范化建设工作，力争2006年建成一批标识统一、设施完备、管理规范、信息共享的治超检测站点，真正建立起全国超限超载车辆监控网络，为长效治理工作奠定基础。同时，还要加强治超检测站点的管理，结合治超检测站点规范化建设，要在治超检测站点装备统一的治超信息管理系统和动态称重预检系统，提高治超检测工作的效率，在依法治超的同时，有效保障公路交通畅通。
21．从实际出发，开展收费公路计重收费工作。条件具备的地区可在实施货车计重收费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关于收费公路试行计重收费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在确保突出治理效果的前提下，开展收费公路计重收费，通过经济手段，消除超限超载车辆的非法利润。同时，要正确处理好计重收费与治超执法的关系，确保计重收费与治超执法工作互相促进，互动互补，通过经济和行政手段对超限超载车辆实施全路网监控。
22．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保障物资运输。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关于降低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的意见》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降低多轴大型货车的通行费收费标准和运输成本，进一步鼓励多轴大型运输车辆发展，优化道路运输结构，提高道路运输效能。同时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完善全国高效率鲜活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网络建设，保障整车且合法装载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运输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