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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质量问题的法律应对

武合讲



种子质量问题既是种子法的重要内容，又是引起种子使用者与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产生利害冲突的主要问题，也是在农业生产资料中存在问题最多、最难解决的法律问题。作者总结多年从事处理种子质量问题纠纷律师执业的经验，就种子质量问题的法律应对，谈点个人看法，与大家探讨。
1种子质量问题的确定。
种子执法机关处理种子质量问题投诉或者司法机关审理种子质量问题纠纷，必须确定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确定种子质量存在问题的主要方法，一是委托种子质量检测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测，二是委托专家鉴定组进行田间现场鉴定。
1. 1种子质量检测的法律应对。
《种子法》对种子质量的检测标准、检测机构、检测人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国家已经制定了GB/T 3543.1～7—1995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和GB4404、4407、16715等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农业部公布了多个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农作物种子检验员。各省也公布了一批种子质量检测机构和农作物种子检验员。
在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是承担种子检测的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否则，即使其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检验能力，其检验结论也是无效的。例如，在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通辽市金山种子公司纠纷一案中，法院委托具备玉米种子质量检测条件和检验能力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对诉前保全的实物证据代号“0201”玉米杂交种进行检测，认定送检样品就是“登海1号”。但由于该中心不具备鉴定资质，法院不予采信其检测结论 。二是即使具备鉴定资质，如果没有相应的检测条件，也不能承担某项检验业务。例如，要检测某送检品种是否“农大108”玉米杂交种，受检机构就必须具有或者能够获得“农大108”玉米杂交种及其父、母本的标准品种，否则，因为没有对照品种而无法进行种子真实性检测。三是要由执《种子检验员证》的农作物种子检验员实施检测。四是在实施种子检验时必须严格按照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实施检验，依据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出具检验报告。
1. 2田间现场鉴定的法律应对。
《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对实施田间现场鉴定的组织机构、鉴定人员、鉴定条件、考虑因素、作出鉴定结论的基础和原则、现场鉴定书的内容等作了具体规定。
田间现场鉴定的主要任务是对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影响的原因作出分析判定。鉴定时应当通知申请人、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到场，避免暗箱操作。鉴定的范围主要是劣种子，不能鉴别假种子，因为在田间现场没有种植标准品种作对照的情形下，无法对种子的真实性进行判定。田间现场鉴定的出苗率不能代替种子的发芽率。
1. 3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
鉴定结论是确认种子质量问题的关键证据，是司法机关、种子执法机关处理种子质量问题所依赖的主要证据。鉴定结论是农作物种子检验员或者农业专家，运用科学方法或手段，对种子质量问题进行鉴定分析研究后作出的判断，在通常情况下较为可信。但是，由于受技术手段、业务水平、人际关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鉴定结论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对鉴定结论必须认真审查。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鉴定结论：一是审查鉴定人的资格和参加鉴定的人数；二是审查鉴定人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或者影响公正鉴定的关系；三是审查鉴定结论所依据的材料是否充分可靠；四是审查鉴定结论是否符合科学原理；五是审查鉴定结论是否符合法定形式；六是审查抽样人的资格，抽样程序、方法、数量；七是审查与其他证据是否不一致。
2种子质量问题的法律责任及其法律应对。
种子质量问题产生的法律责任，可分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2.1种子质量问题的刑事责任及其法律应对。
2.1.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在种子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种子冒充合格种子，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行为。“在种子中掺杂、掺假”，是指在种子中掺入杂质或者异物，致使种子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种子包装明示质量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以假充真”，是指以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种子冒充具有该种使用性能的种子的行为。“以次充好”，是指以低等级、低档次种子冒充高等级、高档次种子。“不合格种子”，是指不符合法定标准或者承诺标准的质量要求的种子。“销售金额”，是指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出售假劣种子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假劣种子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销售金额五万元的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种子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种子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多次实施生产、销售伪劣种子行为，未经处理的，伪劣种子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算。
2.1.2销售伪劣种子罪。
销售伪劣种子罪，是指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能的种子，或者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以不合格的种子冒充合格的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行为。“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一般以二万元为起点；“重大损失”，一般以十万元为起点；“特别重大损失”，一般以五十万元为起点。
2.1.3种子质量问题刑事责任的法律应对。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销售假、劣种子，否则，不构成本罪。销售金额必须达到5万元以上才能构成犯罪。
销售伪劣种子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致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行为。销售假、劣种子的行为必须造成了生产遭受较大损失的结果才能构成本罪。如果只有销售行为而没有危害结果，或者虽有危害结果，但致使生产损失没有达到“损失较大”的程度，也不能构成犯罪。损失结果的计算应当科学；产量损失应当依据测产而不是估产结果计算；计算产量损失时应当即与当地该种农作物的前三年的平均单产作纵向比较，又与当地当年该种农作物的平均单产作横向比较。
两罪在主观方面都表现为直接故意，在不明知的情况下销售了假、劣种子，不构成犯罪。
2.2种子质量问题的行政责任及其法律应对。
在《种子法》中涉及种子质量问题行政责任的有两条，即第五十九条规定的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行为和第六十四条规定的违反审定制度的行为。
种子执法机关依据《种子法》的规定，对种子经营者、种子生产者予以行政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合法。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六个条件：一是主要证据确实、充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切执法机关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里的主要证据，是指能够证明种子生产者、种子经营者生产、经营了假、劣种子的证据。如种子买卖合同、销售发票、种子实物、种子质检报告等。二是适用《种子法》的规定正确。三是符合法定程序。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主要有：告知、回避、职能分离、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听证、说明理由、制作记录、时效和行政救济。四是不存在超越职权的问题。种子执法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法规没有授予的权力。也就是说，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不得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得作出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的处罚；罚款不得超出法定幅度。五是不存在滥用职权的问题。滥用职权是指种子执法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自由裁量权限内，但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原则，并且极不合理。例如，对生产、经营少量假、劣种子的作出吊销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则属滥用职权。六是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种子执法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缺少其中任何—个条件，都属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对种子执法机关所作出的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种子经营者、种子生产者应当及时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3种子质量问题民事责任的法律应对。
《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这是法律对种子经营者向种子使用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和范围作出的原则性规定。
2.3.1因种子质量问题承担的民事责任及其法律应对。
《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种子经营者向种子使用者承担的民事责任是赔偿责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件：一是种子经营者向种子使用者出售了种子；二是出售的种子不符合种子质量行业标准或者承诺标准；三是种子使用者遭受了损失；四是种子使用者遭受的损失与种子经营者向其出售的种子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种子质量问题是种子使用者要求种子经营者赔偿损失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种子使用者要求种子经营者赔偿损失，上述四个要件缺一不可。种子质量问题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甚至绝产，但又不一定。例如，种子经营者错把优质高产品种的种子装入劣质低产品种种子的包装袋内出售，出售的种子虽属假种子，但未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故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容易与种子质量问题混淆的几个问题的法律应对。
3.1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的法律应对。
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是指农作物生长发育不良。种子质量、栽培技术、环境条件等多种问题都可以引起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种子经营者仅对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致使种子使用者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种子使用者不能证明农作物生长发育质量问题是由种子质量问题引起的，种子经营者对其损失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3.2品种缺点问题的法律应对。
品种缺点问题，是指品种含有不符合人类要求的性状。任何品种都有缺点。受科学技术水平和科研条件限制，不可能在育种阶段和审定阶段发现和克服农作物品种的全部不良性状。任何一个品种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否则，育种工作将走到终点。品种缺点问题，应当由育种家通过育种途径解决，不应由种子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
解决种子缺点问题，要靠逐步建立“缺陷种子召回制度”，发现销售的种子有问题的，要及时更换；实行品种退出机制，发现经审定通过的品种已不适合农业生产需要或有难以克服缺点的，要及时退出。
3.3品种特性问题的法律应对。
品种特性问题，是指品种的抗逆性、优质性、丰产性等生物学特性不符合人类的要求。解决品种特性问题，是育种家的工作。育种家选育的品种存在或者在推广经营过程中发现某种特性表现不良或者缺少应当具有的特性，应当不予审定通过或者退出推广、经营；而不能由种子经营者承担品种特性问题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应对品种特性问题时应当注意： 抗逆性鉴定、品质检测结果以品种审定委员会指定的测试机构的结果为准。专家鉴定组制作的《田间现场鉴定书》及其鉴定结论，不能成为因品种特性问题要求种子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
3.4诉讼欺诈问题的法律应对。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主要是种子使用者）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向种子执法机关投诉为手段，做虚假的陈述，提出虚假的证据或者串通证人提供伪造的证据，使法院或者种子执法机关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或者裁决，从而获得财产上不法利益或者低毁种子经营者、种子生产者名誉的行为。诉讼欺诈是一种犯罪行为。遇到此种情形，种子经营者应当要求人民法院或者种子执法机关对诉讼欺诈行为人予以罚款和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追究诉讼欺诈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作者简介：武合讲，男，1954年生，菏泽学院教师，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研究方向：种子法学和种子纠纷案件的处理。执业地址：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南路15号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邮编：274000， ttp//:ny148.olc.cn， E-mail:whj148@yahoo.com.cn，电话：13605306590、0530-5501515，传真：0530-5500505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蔡武


［内容提要］举证责任是民事证据法中最耐人寻味的领域之一，历来学说纷纭，歧见迭出，争论不断。早期的学说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举证责任。19世纪以来，德国学者创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另辟蹊径，将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民事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分析举证责任的基点。这种学说逐步被成文法国家的立法或判例所承认和接受，成为通说。在我国，法律要件分类说直到1980年才在理论上得到承认，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逐步获得实践的认同，而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中简称《证据规定》）的颁布则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全面承认和推行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一个标志。本文主要论述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联系与区别，举证责任在诉讼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并以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高法司法解释为据，着重论述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责任分配。同时分析推定的法律作用及推定与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举证责任 主张责任 提供证据责任 举证责任的分配、推定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裁判的危险。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对举证责任含义的解说经历了行为责任说—— 双重含义说—— 危险责任说的变化。这一变化反映了对举证责任这一复杂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行为责任说把举证责任理解为当事人在诉讼中就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一方面是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是不尽举证责任应承受的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危险责任说则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承担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
理解举证责任含义应注意下列问题：第一举证责任与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具有紧密联系，是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引起的诉讼上的风险。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实际上是负担这一诉讼上的风险。有争议的法律要件事实经过举证活动后会呈现出三种状态：其一是该事实已被证明为真，其二是该事实被证明为假，其三是该事实真伪均未获得证明。前两种状态均与举证责任无关，因为法院是依据已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判的。唯有第三种状态，才涉及到举证责任问题。在现代诉讼中，即使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要件事实在诉讼终结前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为了实现解决纠纷的目的，法院也不得因此而拒绝下裁判。在法律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必须将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判归对该法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第二，举证责任是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发挥裁判依据作用的；第三，举证责任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而不能由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负担举证责任，此外，法院在诉讼中是不承担举证责任的；第四，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主要作用是引导法院在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作出裁判。
一、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和提供证据责任
（一）举证责任与主张责任
主张责任，是指当事人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判，需要向法院主张对自己有利的案件事实。
当事人需要在诉讼过程中主张有利于自己的案件事实，否则同样有败诉的危险，因为当事人自己不提出这些事实，法院一般无从知道，也就不能以它们为依据作出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裁判。我国对民事审判方式进行改革后，实行辩论式诉讼，在辩论式诉讼中，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和法官的中立，法庭一般不主动调查那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未主张的事实，因而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张责任更为明显。
主张责任也存在着双方当事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即在诉讼中，需要明确原告应提出哪些事实作为自己诉讼请示的依据。被告应提出哪些事实作为反驳诉讼请求的依据。主张责任的分配取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按照分配举证责任的同一标准进行分配的。
（二）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
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为避免败诉危险而向法院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主张责任有密切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提供证据的责任后于主张责任而发生，在当事人已主张一定事实的情况下，才有提供证据证明的必要。但另一方面，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一定紧随主张责任而发生，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是免予证明的事实。
提供证据的责任与举证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为：（1）对负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来说，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为了避免举证责任在诉讼终结时实际发生；（2）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担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
举证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之间的区别在于：（1）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担不同。前者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后者既没有必要预先分配，也没有可能离开诉讼的具体情形来预先分配；（2）责任转移与否不同。前者按照实体法的规定或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确定归某一方当事人承担后，始终固定于该当事人，不会随着证据的提出转移于对方当事人后者则会在举证过程中发生转移。提供证据责任的转移与败诉危险的暂时转换具有对应关系，它随着败诉危险的转移而转移；（3）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不同。前者，只能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因为如果让双方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将失去作用，后者，则有可能由双方当事人负担，即一方负担提供本证的责任，另一方负担提供反证的责任。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含义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指法院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被告负担另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
举证责任是因为事实真伪不明而引起的诉讼上的风险，如果仅让一方当事人负担所有的举证责任显然有悖于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程序的公正，因此有必要将举证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
举证责任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举证责任才能既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又能使诉讼较为迅速地得到解决。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
１、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运用
在罗马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经过无数实践的基础上，德国著名法学家罗森伯格创立了法律要件分类学说。它被证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合理运用，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总体上属于大陆法系类型的国家，采纳了其基本观点，在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证据规定》第一、二条进一步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据此分清：（1）案件的哪些事实需要证明，即证明对象；（2）需要证明的事实由哪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3）明确在哪一点上进行举证责任的转换，保障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的基本平衡）。
２、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运用
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源于古罗马的“诚信诉讼”，它赋予法官以诚信和公平正义原则裁判案件的权力。因为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同样一个尴尬的境况：法律的相对滞后不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涵括。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的实体法上，在程序法上亦大量存在，尤其在证据制度上，由于法官无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完全采用法定主义，因此，法官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分配行为的原则。这无疑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对克服成文法局限性有重大意义。而公平原则，顾名思义是公正、平等的准则，法官在举证分配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还要兼顾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公平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体现贯穿于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全过程，无论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或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还是特殊情形下的举证责任负担都应予以适用。
司法实践中，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举证妨碍，指的是一方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相对方因故意或过失将诉讼中存在的唯一证据灭失或者无法提出，以至于无法证明自己的主张，导致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这一特殊的诉讼现象。实施了举证妨碍行为的当事人要为自己阻碍诉讼的顺利进行承担一定的惩罚后果，法律要求其多承担些诉讼中的败诉风险是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本质要求。同时，建立举证妨碍的配套证据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对以下两种举证妨碍实行举证责任转移：其一，故意毁灭证据或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其二，因故意或严重过失行为造成诉讼的唯一证据灭失的。
在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的适用过程中，我们必须特别注意：（1）综合、客观地考量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举证能力是指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能力。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当事人使用了一切救济手段也无法平衡彼此之间的举证能力。由于出现这种举证能力强弱的情况，可能导致双方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法官对此要进行综合的考量。举证能力往往与证据距离有密切联系。证据距离即是当事人距离证据的远近。接受证据一方本来就是有举证方面的优势，举证能力相对而言要强些，让其承担证责任，可以节省举证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大大减少举证不能的情况出现。（2）盖然性证明标准—— 当事人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盖然性证明标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证据上的一种证明标准，曾一度为我国法学界关注和热烈讨论。盖然性标准主要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法官在心理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采信方面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即告卸除—— 举证责任免除的边际。该学说将人类生活经验与统计学上的概率适用于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之情形，提高诉讼效率。
（三）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在我国的民事实体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有时对某一法律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已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无疑应根据规定确定举证责任的负担。但实体法和司法解释中直接规定举证责任的终究是少数，在未作规定的大多数情形下，仍有必要设定一定的原则来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我国司法实务中通常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并参照其他分配举证责任的学说，对按此标准不能获得公正分配结果的少数例外情形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
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我国民事诉讼中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应当是：
（1）凡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须对产生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特别是件事实（如订立合同，应有遗嘱，存在构成侵权责任的事实等）负举证责任，阻碍权利或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如行为人无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欺诈、胁迫等）则作为一般要件事实，由否认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2）凡主张已发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当事人，只须就存在变更或消灭的特别法律要件事实（如变更合同的补充协议、修改遗嘱、债务的免除等）负举证责任，一般法律要件事实的存在由否认变更或消灭的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１、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条文规定很简单，该法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举证责任倒置问题进行规定，只是到 后来的司法解释，才规定了一些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74条规定了五种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和一个兜底条款，从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但是《意见》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是不完善的。首先，它只是确立了五种特殊侵权案件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却没有进一步规定这些特殊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即原告和被告各自应对诉讼中的哪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一些困惑。其次，《意见》遗漏了一些常见的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比如医疗纠纷案件等。最高法院在《证据规定》中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作出了进一步完善。首先，该《证据规定》增加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侵权案件的种类，把产品缺陷侵权诉讼、共同危险侵权诉讼和医疗侵权诉讼囊括到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其次，《证据规定》较为明确地规定了各种特殊侵权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各自应承担的举证责任。
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了以下8种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１、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经被告证明，原告必须对与案件有关的基础事实负举证责任。２、《证据规定》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限制在8种特殊侵权案件当中，并没有囊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侵权案件。
根据《证据规定》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只有8种比较典型的案例，但它们不能穷尽社会生活中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所有情形。根据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如果社会公众由于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受到伤害而提起诉讼，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法律上需要将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由被告举证证明自己提供的服务与原告受到的损害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自己对于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被告才能免除责任，因为不论从收集与案件有关证据的难易程度还是从双方进行诉讼的经济实力来看，社会公众（服务的接受者与被管理者）都是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证据规定》对有关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侵权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只有产品责任侵权案件与医疗侵权案件的两种，并不能包括所有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是不完善的，那么，法官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原理，遵循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发挥司法的能动主义特征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提供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精神，提供证据的责任应当由主张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但是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出于审理案件的需要认为有必要调查取证时，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应当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是：（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并已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应当由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庭审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4）法院认为需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调查收集证据，在一定程序上分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一）人民法院依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我国《证据规则》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程序事项。（二）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我国《证据规则》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三、推定与举证责任
大致而言，推定与举证责任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特定情况下，推定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举证责任之所以是这样分配而不是那样分配，其原因要在于推定的客观存在。
２、推定能够改变举证责任的事实对象，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对此事实而不是彼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关键原因在于此事实与彼事实之间也有推定存在。
３、推定决定举证责任的转移和变化，在诉讼中举证责任之所以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转移，其原因在于推定发挥了作用。
（一）法律上的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