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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条例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146号

2002年10月13日



　　第一条 为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的信访工作，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信访工作秩序，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采用书面、来访等形式，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地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要求，以及申诉、控告、检举，并由人大常委会依法办理的活动。

　　本条例所称信访人，是指按照前款规定进行信访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条 受理信访人来信来访是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渠道。信访工作应当为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服务，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服务。

　　第四条 人大常委会的信访工作应当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及时、就地依法处理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人大常委会应当建立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约访制度，直接听取信访人的意见。

　　第六条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应当定期听取信访工作汇报，及时指导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

　　第七条 信访人依法进行信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第八条 信访人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下列属于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

　　（一）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二）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建议，以及对上述机关生效的决定、判决、裁定的申诉；

　　（三）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违法、渎职行为的控告、检举；

　　（四）属于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信访人提出的不属于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及时转交有关单位处理或者告知信访人向有关单位反映。

　　第十条 信访人反映问题，提倡使用真实的姓名、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采用来访形式的，应当到人大常委会设定的接访场所。

　　第十一条 信访人提出申诉、控告、检举，应当明示被申诉、被控告、被检举对象的姓名和单位，基本事实和投诉要求，申诉的应当附上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或者司法机关的判决、裁定、决定等材料。

　　第十二条 多人提出同一意见、建议和要求的，一般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需要来访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

　　第十三条 信访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二）借来信来访之机造谣惑众，煽动闹事；

　　（三）围堵、冲击国家机关和拦截公务车辆，堵塞交通道路；

　　（四）携带危险品、爆炸品以及管制器械进入接访场所；

　　（五）纠缠、威胁、侮辱、殴打接访人员和损坏接访场所的公私财物；

　　（六）接访完毕后滞留不走，妨碍公务；

　　（七）故意将病人、残疾人和老人、婴幼儿舍弃在接访场所；

　　（八）其他妨碍信访工作秩序的行为。

　　第十四条 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需要按照法律规定设置信访工作机构，或者配备与工作任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 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信访人来信来访；

　　（二）承办上级人大常委会批转、交办的信访事项；

　　（三）向有关机关、单位转办、交办、督办信访事项；

　　（四）协调处理有关信访事项；

　　（五）研究和分析信访情况，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或者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六）向信访人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疏导教育工作；

　　（七）建立信访档案和有关工作制度；

　　（八）办理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其他信访事项。

　　第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法律、业务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在信访工作中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依法办事，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刁难和歧视信访人，推诿、敷衍、无故拖延办理信访事项；

　　（二）利用职务之便徇私舞弊；

　　（三）泄露信访人要求保密的内容；

　　（四）将控告、检举材料交给或者告知被控告、被检举对象；

　　（五）丢失、隐匿和擅自销毁信访材料。

　　第十七条 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人身自由和安全受到威胁和侵害的，信访工作机构可以请求机关保卫部门或者所在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人大常委会根据职权和信访事项性质，对信访事项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应当直接处理并答复信访人；

　　（二）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内转交有关机关处理；

　　（三）对上级人大常委会交办的信访事项、信访人提出的涉及人民群众重大利益的信访事项或者其他重大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发函有关机关处理；

　　（四）对本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检举，按照《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施个案监督工作规定》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对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信访信息，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及时报告本机关领导，并通报有关主管部门，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人大常委会认为承办单位对信访事项的调查事实不清，或者处理违反法律、法规、政策的，可以通知其重新调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 人大常委会处理信访事项，需要调阅有关卷宗的，应当按照规定向有关机关调阅。

　　第二十二条 信访工作人员与信访人或者信访事项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三条 对人大常委会转办、交办的信访事项，承办单位应当认真调查处理，不得推诿，并作如下处理：

　　（一）对转交的信访事项，处理后及时答复信访人；

　　（二）对发函交办的信访事项，应当自收函之日起九十日内办结并报告结果；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报告办理进展情况和预计办结时间；

　　（三）对要求重新调查处理的信访事项，应当自接到重新调查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结，并报告办理结果；

　　（四）对转办、交办的信访事项，认为不属于本单位办理的，应当自收函之日起七日内退回，并说明理由。

　　法律对办理期限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人大常委会应当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建立信访工作联系制度，共同研究、协调处理疑难或者重点信访事项。

　　第二十五条 信访人提出的意见、建议，以及对违法行为的控告、检举，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及对改进国家机关工作有贡献的，人大常委会可以建议有关机关给予奖励。

　　对在信访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人大常委会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二十六条 信访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信访工作机构予以批评教育；也可建议其所在单位予以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信访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其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信访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须宪法重塑社会价值观，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认识宪法的贡献。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财政立宪主义与宪法、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年会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

　　一、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

　　在社会转型期间，国家职责精准实施，人权保障的要求日益细化。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郑军认为，宪法学研究应拓展其研究视阈，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确立适应变革、合理且先进的宪法学理念，缓解宪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疏离状况，进一步彰显宪法学应有的公平、正义等象征性价值和学科生命力，以及宪法学对法学科发展、法秩序建构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书成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信访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会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应该废除信访的纠纷救济角色，因为信访是机关内部的纠纷解决体制，让机关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是不可行的。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林峰则认为信访制度和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冲突的，当然，信访制度对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如何基于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以维系政府的良好运作，实现共和国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戴激涛提出了协商宪政这一构思，认为协商民主理念结合起来构建的协商宪政方案，能够为转型期的中国治理提供助益。迈向协商的宪政共和国，需在遵循“协商”、“民主”与“法治”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国家制度层面及社会领域中的协商机制，并落实宪法运行机制以充分保障公民权利。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平则根据自己对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实务研究提出社会宪政概念。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是外部干扰和内部不规范，而社会组织宪政也是宪法下的宪政。

　　二、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广辉认为，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核心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在财政立宪主义的语境下，对税收权的控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征税必须得到民意代表机关的同意;二、税收的使用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三、政府举债也应纳入民意机关的监督之下;四、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五、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许多国家的宪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财政入宪史，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一贯会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争论。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谭波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本位”和人本主义的一大体现，和财政立宪不可分离、分立。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1)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2)违反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责任机制的缺失。(3)社会保障财政监督检查的乏力。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确立各类预算尤其是社会保障预算的不同规范机制;强化社会保障预算宪法监督，力推宪法公开，强化宪法监督机构和责任机制;确认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出的价值联动机制。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艳辉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制度，可以弥补和救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义、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蕴含在社会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权保障原则、抵制社会风险原则、主要政府责任原则、普遍平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契合了财政立宪主义的内在品质，对于弥补和纠正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统收统支”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再到分税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总体上因循了从集权走向分权的基本思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徐健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也仅仅是一个低层次的制度化开端。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这是制度塑成与变迁的一般规律。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顿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配置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却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三、宪法与刑法

　　关于宪法与刑法关系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应珍根据其收集的资料分析指出，这些研究主要限于刑法学者，对我国刑法的宪法制约问题还没有引起宪法学者应有的关注。她认为宪法制约刑法的具体途径包括平等原则、合宪性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宪法权利、违宪审查制度。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吉敏丽指出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保障人权，刑法作为部门法，其价值必然要受到宪法的导引。宪法与刑法除了形式上的效力关系之外，在人权保障方面也具有颇多的互动性，人权可以成为沟通宪法与刑法的桥梁。

　　刑事立法直接关涉公民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之限制或者剥夺，其谦抑程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实际容量密切相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国华认为，刑事立法愈谦抑，公民基本权利被限制或者被剥夺的概率就会愈低，其实际容量就愈大。在“轻刑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刑事立法当贯彻谦抑原则，以免公民基本权利受刑法的过度侵蚀而徒具虚名。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认为，我国长期具有滥刑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刑法的修改，在本质上反映了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江登琴以八个刑法修正案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八次修正案从颁行主体上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缺少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声音。立足于八个刑法修正案可以看到，在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与界限问题，呈现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积极扩张。在修改刑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社会发展对刑法变革的需要，而且需要在建设法治、保障人权的背景下，着眼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分工与协作，注重刑法维护社会安全、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自身的特点和局限，尤其是片面强调入罪化和重刑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