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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的冲突及对策（下）
　　　　　　　　　　　　　　　　　　　　　　——重建事实婚姻认定制度

作者：余秀才[1]


总序

村规民约属广义上的法，从法的演变历史看，产生于国法之前。先有村规民约，后各村寨联合形成部落、氏族盟约，在斗争中，胜利的部落在吸收其他部落盟约中合理有益的部分的基础上，将其本部落原用的盟约强制推行，形成国家法律。尽管我国早在秦朝时就设立了村寨一级的行政长官——里长，尽管我国现在的法制建设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律基本健全，尽管法制宣传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村、寨为国法所鞭长莫及，这源于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地理环境及交通等多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和交通条件恶劣，使救济成本高昂，为村民所负担不起，这导致了大量村规民约的滋生和存在。

村规民约，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对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起着国家法律无法比拟的作用。但也由此产生了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诸多冲突，总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规民约中的罚款权（处罚权）问题；二是与婚姻家庭有关的同居、事实婚姻、赡养、继承等问题。针对之，笔者分为上、下两部分予以论述。

严格来说，很少有村规民约会直接规定婚姻、家庭、赡养、继承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体现在大量民间习俗中，从而与国法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中，最为严重的是由事实婚姻问题所带来的冲突，故笔者选取此作为重点予以论述。

摘要：

毫无疑问，婚姻登记为行政确认，与《土地承包合同书》、《林权证》等如出一辙，依其性质，本应仅取得公示和对抗效力，登记与否，本不应影响婚姻关系之成立与生效。故现行之否认事实婚姻之做法与制度及婚姻登记理念值得商榷，应重建事实婚姻认定制度为宜。

关键词：

行政确认、行政许可、事实婚姻、无效婚姻

引言：

所谓事实婚姻，从广义上讲，是指男女双方在主观上具有永久共同生活的目的，在客观具有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之事实，群众亦认其为是夫妻关系的结合；从狭义上讲，事实婚姻专指没有配偶的男女双方，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结合。司法实践中对实事婚姻的认定，历来采用狭义的解释。[2]笔者认为，事实婚姻具有重要意义，论述前先看几个案例：

案例1：原告起诉离婚，开庭时发现被告身份证上名字与结婚证上所载不一致，仅姓相同，但发音相近，且结婚证上所载出生日期与身份证亦不一致，最麻烦者，结婚证上未载明双方身份证号码，但原、被告均确认他们是夫妻且同时去民政局办理的结婚登记。经公安局查询，结婚证上所载名字无此人。如何处理，引发了争议：观点一，此为笔误，只要原、被告均确认是夫妻关系，就按婚姻有效处理，因为原、被告确实去进行过结婚登记，且结婚证上名字无此人，不会有冒名离婚之嫌疑。观点二，以前法院还可直接判决认定婚姻登记无效，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出台后，当事人已只能申请行政撤销或行政复议，因此，在结婚证未被撤销前，应视为与原告结婚的人非被告，原、被告间的夫妻关系不成立，如仍认定婚姻有效，相当于承认事实婚姻，故应按同居关系处理。

案例2：甲在外上大学，某日收到家里电报称“母亲病重速回”，回家后始知父母骗她回来是为了让她与邻村乙结婚，甲开始不同意，但父母以死相胁，最终同意了，但未办结婚登记。甲、乙依当地民俗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依民间结婚仪式举行了婚礼。进洞房时甲反悔了，死活不从，乙遂在伙伴的协助下强行与甲发生了性关系，并将甲软禁在家不让其离开。次日，甲借上侧所之机逃走，以强奸为由到公安报案，公安不予立案，甲告到妇联，妇联问明情况后得知未办理结婚登记，遂带甲再次找到公安，公安立案经侦查后移送审查起诉。最终法院认定乙强奸罪成立，但考虑到当地群众的反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

案例3：朱某与王某2001年依民俗结婚，但未办理结婚登记，之后生育三个小孩。2011年12月，朱某在建水虾洞矿山打工时意外身亡，矿方补偿死亡赔偿金等共计608000元，此款全部交给了王某。后朱某母亲李某（朱某父亲亡故，李某已改嫁多年）获悉后要求参与分割此款，双方因此而起争议，诉至法院要求王某给其10万元。本案引发了诸多争议：1、依民俗，“儿女不养过街娘”，即母亲改嫁的，儿女不予赡养；2、依现行法律，因未办理结婚登记，作为朱某三个儿女母亲的王某无权参与分配，民众难以接受；3、补偿款60余万元是否属于遗产在理论界本就有争议，适用婚姻法、继承法排除王某参与分配的权利，恰当性值得商榷。

以上三个案例均涉及事实婚姻的认定与争议，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结婚行政确认的历史沿革

我国讲究家国天下，传统观念认为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故早在西周时就对婚姻成立的条件进行了规定，西周始创的“六礼”制度，“对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产生了重要影响，直至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在一些乡村地区，缔结婚姻的形式仍可见‘婚姻六礼’的明显痕迹。”[3]此即聘娶婚，“是在我国通行了几千年的主要婚姻形式，尽管历经各个朝代，程序会有繁简的变通，但聘娶婚的基本内容和程序始终不变。”[4]虽然后来还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即所谓的“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但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从未有过婚姻需行政确认之说。

婚姻的行政确认在建国后亦经历了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至1989年11月21日。根据1984年8月31日最高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认定事实婚姻违法，但对之起诉的纠纷仍按离婚处理，即承认事实婚姻，对调和或撤诉的责令补办登记手续，对起诉时仍不具结婚条件的解除同居关系。

第二阶段，是1989年11月21日至1994年2月1日。在此期间，司法实践仍为有条件地承认实事婚姻，但条件比过去更严格。1989年11月21日最高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仍承认事实婚姻，但对离婚时不符合结婚条件的认定为“非法同居”。

第三阶段，即1994年2月1日以后，特别是2001年12月27日最高院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出台后，司法实践中不再承认实事婚姻（1994年2月1日前开始同居的仍承认），未登记的一律按同居关系处理，但去掉了“非法”二字。

二、行政登记的种类与定性

现实生活中有诸多事项需到行政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其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

酒后寻衅追逐拦截出租车引发群殴致同伴死亡应如何定性

马世利


【简要案情】

　　2009年11月14日14时许，临邑县农民王某、毕某、郑某三人，酒后驾驶一辆面包车在前往县城途中，以杨某驾驶的出租车超越己方车辆为由，在公路上追逐杨某，并最终将其拦截并进行殴打，造成附近村民围观。王某、毕某、郑某与围观人员马某、石某、米某发生口角，进而相互厮打。马某、石某、米某手持木棍将王某、毕某打跑，郑某被打倒在地后，杨某、马某、石某、米某继续对郑某实施殴打，致其当晚医治无效死亡。王某、毕某、杨某均为轻微伤。

【意见分歧】

　　公安机关以马某、石某、米某、杨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王某、毕某涉嫌寻衅滋事罪移送审查起诉。对马某、石某、米某、杨某四人涉嫌故意伤害罪，没有争议。本案存在争议的问题是：王某、毕某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毕某追逐、拦截并随意殴打他人，引起更大的殴斗，导致一人死亡，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郑某死亡结果是马某等四人殴打所致，王某、毕某追逐、拦截和殴打杨某的行为与郑某死亡的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案件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客观行为方式具体为：（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本案中，王某、毕某的行为貌似符合前两种情形，但如果要构成寻衅滋事罪还需要达到情节恶劣。根据刑法理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是指随意殴打他人手段残忍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造成被殴打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是指经常性追逐、拦截、辱骂他人的，造成恶劣影响或者激起民愤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王某、毕某殴打杨某的行为手段并不残忍，也没有多次殴打杨某，不属于第一种情形；王某、毕某追逐、拦截杨某没有造成恶劣影响或者激起民愤，本案的社会影响是马某等人故意伤害郑某致死造成的，因此不符合第二种情形。
　　笔者认为本案实际上是连续发生的、有一定联系的两个案件，第一个案件是王某、毕某、郑某寻衅滋事案，杨某是该案被害人；第二个案件是马某、石某、米某、杨某故意伤害案，王某、毕某、郑某是该案被害人。第一个案件引起了第二个案件的发生，第二个案件造成了郑某死亡和恶劣社会影响的结果。第一个案件与郑某死亡和恶劣社会影响的结果之间有事实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不同于事实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发生了某种危害结果时，司法机关首先要确定谁的行为造成了该危害结果，然后进一步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最后得出是否构成犯罪的结论。第一个案件因第二个案件的介入而使得因果关系中断，王某、毕某的寻衅滋事行为与郑某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涉及的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问题。关于因果关系，刑法理论界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包括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及条件说。不管采取何种学说，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一定注意以下几点：⑴因果关系只是研究某种行为是否是某种结果的原因，即分析研究的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而不是对行为与结果本身的研究；由于危害行为本身具有法定性，故不能以因果关系的认定取代对危害行为本身的认定。⑵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行为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不影响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又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客观联系，不能离开客观条件认定因果关系，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了特定条件，不能左右对因果关系的认定。⑶一个危害结果完全可能由数个危害行为造成，因此，在认定某种危害结果的原因时，不能轻易否认其他行为同时也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反之，一个危害行为可能造成数个危害结果。所以，在认定某种行为造成了某一危害后果时，也轻易否认该行为同时造成了其他危害结果。⑷在行为人的行为介入了第三者或者被害人的行为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要判断某种结果是否是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时，应当考察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介入情况的异常性以及介入情况对结果发生作用的大小。例如，甲以杀人故意对乙实施暴力行为，导致乙身体重伤，乙前往医院途中，被丙驾驶的汽车撞死。由于介入了丙的异常行为，而且由丙的行为导致了乙的死亡，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就本案而言，王某、毕某、郑某所实施的寻衅滋事行为因马某、石某、米某故意伤害行为的介入而最终造成了郑某死亡和恶劣社会影响的结果，寻衅滋事行为是发生故意伤害行为的诱因，却与郑某死亡这一危害结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王某、毕某之行为不构成犯罪，可以对其作治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