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暂行条例。
第二条 为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广州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在广州市黄埔区东缘兴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
开发区是在广州市人民政府领导下的相对独立的经济技术区域。以兴办生产性企业和科研事业为主，实行外引内联，引进我国需要的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新产业，开发新技术，培养人才，促进广州市、广东省和内地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第三条 开发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公司、企业（以下简称客商）投资兴办生产性企业、科研机构，提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客商投资可以是：
（一）与广州市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合资经营；
（二）与广州市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合作经营；
（三）独资经营；
（四）补偿贸易；
（五）租赁；
（六）向开发区内的中国金融机构以现汇存款或购买债券、股票；
（七）我国法律允许的其它方式。
第四条 开发鼓励内地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下简称内地企业、事业单位）在开发区内投资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兴办企业、科研机构。
其方式可以是：
（一）内地企业、事业单位，开发区所怕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客商三方合作；
（二）内地企业、事业单位与客商双方合作；
（三）内地企业、事业单位与开发区的企业、事业单位双方合作；
（四）内地企业、事业单位独立经营。
第五条 开发区依法保护客商的资产、应得利润和其它合法权益。
开发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本条例有特别规定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六条 开发区为客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营条件。开发区的土地平整工程和给水、给电、排水、通讯、道路、码头、仓储、学校、医院等各项公共设施的兴建可以是：
（一）由开发区兴建或由开发区与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兴建；
（二）客商或内地企业与开发区所属企业合资、合作兴建；
（三）客商在开发区包片开发。
第七条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设立常设咨询机构，由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组成。
第二章 行政管理
第八条 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的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对开发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九条 广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开发区管委会行使以下职权：
（一）制定开发区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审核批准客商、内地企业、事业单位在开发区的投资项目；
（三）按国家有关规定，批准开发区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
（四）按照国家规定管理开发区内的财政和税收；
（五）按照经批准的开发区总体规划，对开发区的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办理开发区内的土地征用和核配；
（六）对开发区内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
（七）协调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与开发区有关的工作。对市属各有关部门设在开发区分支机构的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调处；
（八）依法保护开发区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合法权益；
（九）兴办开发区教育、文化、卫生和各项公益事业；
（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按照实际需要，制定和公布开发区内的行政管理规定，检查有关开发区各项规章的执行；
（十一）代表广州市人民政府处理开发区涉外事务。管理开发区的外籍人员、华侨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开发区的工作人员的出入境，并简化手续，给予方便；
（十二）广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它职权。
第十条 开发区根据实际需要，可设立工商行政管理、税务、银行、保险和治安管理等行政机构。可设立工业、建设、商业等企业机构。
第十一条 为发展对外贸易，开发区可设立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兴办转口贸易，设立保税仓库。
开发区的企业机构，经报请上级批准，可单独或联合在国外、港澳地区设立常驻机构或派驻工作人员，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了解经济信息、推销区内产品服务。
第三章 优 惠 待 遇
第十二条 在开发区开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客商独立经营的生产性企业（以下简称开发区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具体征税办法另定。
第十三条 凡设在开发区的中外合资、合作、客商独立经营的生产性企业，特别是其中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事业的，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执行外，视不同情况，在税收上还可享受以下
更多优惠：
（一）一般可按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征百分之七十地方所得税，技术特别先进的项目可免征地方所得税；
（二）客商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开发区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所得，其中属于转让的先进技术或提供资金、设备的条件优惠的，可以减征、免征预提所得税。
第十四条 客商投资的生产企业，在投产后三年内缴纳工商统一税有困难的，由有关业务部门核实，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可以减免工商统一税。
第十五条 客商将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汇出中国境外时，免征汇出税。
第十六条 开发区的进口自用建筑材料、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交通工具、办公用品，免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
开发区企业用免税进口的原材料、零配件、元器件加工的产品转为内销的，对其所用的进口料、件，照章补征关税和进口工商统一税。
第十七条 在开发区企业中工作或者在开发区内居住的客商人员，携带进口自用的安家物品和交通工具，在合理数量内免征工商统一税。
第十八条 客商从合营企业中将分得的税后利润再投资于本企业或开发区其它合营企业，限期五年以上的，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税款的40％。技术特别先进的，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可适当扩大退税比例，或全部退还。
第十九条 开发区企业采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资时，可按我国同类商品出口价格以外汇结算。
第二十条 开发区鼓励客商提供下列技术：
（一）属于广州市、广东省或我国重点发展的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重点开发的新产品的；
（二）对广州市、广东省以至我国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能起明显促进作用的；
（三）产品能开拓外销市场和替代进口的；
（四）生产工艺和制造技术是国内特别需要的；
（五）对广州市、广东省或我国某个行业、某种产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起关键作用的。
凡能在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两年内提供上述一项或一项以上先进技术的客商，享受的优惠待遇可以是：
（一）更多地减免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
（二）减收或推迟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
（三）在开发区需要进口的商品中，在人格质量相同条件下，享受优先权；
（四）可以部分或大部分产品内销；
（五）缩短固定资产折旧期；
（六）延长合同期限。
第二十一条 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客商可以聘请国内亲属充任代理人或安排其亲属在区内就业。
凡是能为开发区提供特别先进技术的，或投资数额大的客商，其在农村的亲属可在广州市区或开发区入户。开发区视技术水平程度，按每一项目计，允许港、澳、台同胞、华侨属农村户口的亲属1至4人在开发区或广州市区入户；按每一次投资额计，允许其农村户口的亲属1至3人在
开发区或广州市区入户。具体办法另定。
第二十二条 开发区企业除享受本条例规定的优惠外，还可享受我国法律、法令、法规规定的广州市区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客商独立经营企业的其它优惠待遇。
第四章 注 册
第二十三条 客商或内地企业在开发区兴办各项经济事业，应向开发区管委会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由有关业务部门发给注册证书，凭注册证书办理土地使用证、税务登记等手续。
第二十四条 客商在开发区内办理有关外汇事宜，应该是：
（一）在开发区设立的中国银行开户；
（二）在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设立的其它银行开户；
客商的各项保险，须向开发区内设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或者经开发区管委会批准设立的其它保险机构投保。
第二十五条 开发区内的企业中途停业，应依法向开发区管委会申报理由，办理停业手续，清理债权债务；停业后，其资产可以转让，资金可以汇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内地和开发区联营的企业、事业单位（简称内联企业）的优惠办法，另定。
第二十七条 开发区管委会须按照简化手续、方便客商、提高效率的原则制定各种办事规则和办事程序，予以公布实施。
1985年4月9日
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
韩荣和
提要：随着新闻业的发展，公众人物、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法律纠纷问题已经突显出来。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探讨，从理论上讲，即是探求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本文从分析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背景入手，结合笔者对该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进一步阐释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分类，以及公众人物名誉权的特征，并引入名誉权与隐私权的关系探析，从而得出该问题的实质所在。文章最后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与制度设计建议。在文章论述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几项原则，以供立法与司法实践参考。
关键词：公众人物 名誉权 隐私权 权利平衡
一、提出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背景
在我国，开展舆论监督工作一直比较艰难，舆论监督的成本也一直比较高昂。据统计，我国新闻诉讼中媒体和记者的败诉率高达80%，而美国只有8%。2002年12月28日，范志毅诉上海《东方体育日报》侵犯名誉权一案尘埃落定。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范志毅败诉。自1985年以来，此类官司国内曾有十几起，无一例外均以媒体败诉告终。因此，此案的判决更彰显其时代的意义。据证实，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一次提出“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利于愈加凸显的公众人物、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矛盾的缓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众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和新闻业监督职能的发挥。
国外的司法实践于60年代便开始关注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如美国新闻法治进程中的典型案例——“沙利文V《纽约时报》”案。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该案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公共官员除了必须证明新闻失实外，还要证明媒体含有实际上的恶意，即实际恶意原则的确立。接着在1971年“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将这一原则扩大到批评公众官员以外的公众人物。[1]
通过对比，在我国研究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司法实践的要求是理论探讨的源动力。
二、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一）公众人物概念的解析
公众人物亦称公共人物，是指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其以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性为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体现了公众人物的特性。
从理论上公众人物可以有多种分类：以行为人主观意愿为标准，可区分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自愿性公众人物是指在主观上追求或放任自己成为公众人物并在客观上成为公众人物的人。[2]例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高级官员等人物，在主观上具有希望或放任自己被一般社会公众所熟知，在客观上已经为公众熟知，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所谓非自愿性公众人物，是指往往没有追求或放任出名或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结果的主观意图，而是由于具有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而成为公众熟知的与这件事件有联系或牵连的人。非自愿公众人物还可以具体划分为附属性公众人物、偶然性公众人物和转化性公众人物。[3]该种分类的意义在于，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的区别对待提供依据。这种区分也已成为法制健全国家处理名誉权、隐私权与新闻舆论监督权、公众知情权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另外，还可以把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这是从公法的角度，以对公共官员的特殊要求为标准而做的划分。此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把公众人物分为完全的公众人物和有限的公众人物，从而从时间属性上判别公众人物。
（二）名誉权与隐私权关系探究——隐私权的独立性
以上的论述，有时把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内容，这直接受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影响。我国的立法并未确立隐私权制度，只在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一项内容。然而从学理上分析，名誉权与隐私权却是相互独立的人格权。它们的区别主要如下：
第一，客体不同。隐私作为隐私权的客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秘密信息，具有真实性，其包含了个人的财产、住宅、社会关系等秘密，这些均与名誉权无关。名誉权则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评价。由此决定了隐私权与名誉权不能相互吸收，只能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第二，主体不同。隐私是一种精神利益，[4]法律保护隐私旨在使人心情舒畅，使个人的心灵安宁不受侵犯，维护人格的尊严。因此法人不能享有隐私权，法人不是隐私权的主体，但法人有名誉权。第三，性质不同。名誉权是权利主体根据社会评价所享有的权利，而隐私权是针对个人事务的。隐私权人享有对自己的个人隐私享有利用和处分的权利，而名誉权是根据客观社会对当事人的评价，此项权利不能由当事人抛弃。第四，侵权方式不同。侵害他人名誉权，一般是通过传播不利于受害人名誉的虚伪事实而影响第三人及社会公众对受害人名誉的评价。而侵害他人隐私权则不以向第三人传播为要件，也不论所传播消息是否有利于受害人。第五，侵权的法律后果不同。侵犯名誉权后侵权人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但由于隐私是真实的秘密信息，一旦被披露出去，就为众人所知，其影响就不可避免的形成，此时该信息就不能称其为隐私，故不能适用消除影响的责任形式。第六，免责条件不同。被告可以证明自己所谓的事实具有真实性用以抗辩原告的侵犯名誉权之诉，从而免除责任的承担，而隐私权侵害没有这个免责要件，正是当事人的真实个人私生活秘密信息被披露，才造成侵权事实。综上，隐私权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格权利的特点，应成为独立的人格权利。
然而承认隐私权的独立性，并不否认隐私权与名誉权间的相互联系。在很多情况下侵犯隐私权与侵犯名誉权会发生竞合，例如：甲（男）和乙（女）曾谈过恋爱，且甲曾在恋爱前与他人发生过两性关系，后甲向乙提出分手。乙对此怀恨在心，将甲与别人发生过两性关系的事实四处散布，使甲精神失常。在此种情况中，行为人不但擅自披露了他人隐私，且此种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从而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所以行为人的行为既侵害了受害人的隐私权又侵害了其名誉权。这可以理解为隐私权与名誉权在权利保护方面具有一些相似性或存在一些重合区域。这只是从一般公众的角度分析隐私权与名誉权的叠加情形，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公众人物，那么两种权利发生竞合的情形就更多了。因为公众人物代表着一定的公共利益，其总是极力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由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重要性与敏感性，公众人物的名誉变得容易受到伤害，显得很脆弱。具体体现在对公众人物私人秘密信息的认定、获得与传播上。如果不适当处理公众人物的秘密信息，就会使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进而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所以法律上公众人物的隐私与隐私权的范围，以及它们对公众人物社会评价的影响便成了讨论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名誉权竞合情形的关键。
一般情况下披露公众人物的隐私并不必然导致公众人物社会评价的下降。而擅自披露以下三种隐私的行为可能与侵犯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竞合。第一，不道德的隐私。不道德是违悖社会公德或职业道德的行为，是不符合社会伦理纲常要求的行为，如婚外恋。一旦公众人物不道德的隐私为社会公众所知晓，其公众形象必然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降低。这是道德对社会公众和公众人物的作用与反作用。第二，违背善良风俗的隐私。善良风俗与道德存在重合的领域，但风俗具有更强的区域性，具有更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与道德存在明显的区别。遵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善良风俗是一个人良好操守的表现。公众人物尤其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社会的善良风俗，它对形成自己的公众现象同样重要。公众人物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是社会公众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们应是善良风俗的代表。如果公众人物有不符善良风俗的隐私，其将不再受社会公众的支持与拥护，其社会评价必然下降。第三，其他社会公众不可容忍但不违法的隐私。如果是公众人物的违法行为，那不为法律所肯定，也不属于隐私的范畴。而且该种隐私以不为公众所容忍为限，如果社会公众接受了公众人物的隐私，那其社会评价便不会下降。综上，行为人披露某些隐私的行为，既侵犯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又侵犯了其名誉权，此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并不会受到法律的当然保护，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冲突——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实质所在
公众人物因其公众性和公共利益性，与一般社会公众不同。他们对舆论监督可能对其名誉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但他们也应当享有完整的隐私权，可是社会的兴趣和知情权的对象正是公众人物的隐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名誉权与隐私权的保护发生竞合。因此产生了名誉权、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冲突。也是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具体体现为：
1.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隐私权的立法旨趣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人非法侵犯，其为私权利。知情权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情的权利，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其为宪法权利即公权利，依据这样两个权利，人们一方面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一方面又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既产生相当的矛盾与冲突。[5]他们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焦点体现在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冲突。
2. 名誉权保护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冲突。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舆论监督权与名誉权相冲突，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客观现实。一方面，因为透过大众传播媒介作出的新闻传播、评论等可以向人们告知各种情况，提供形成民意的渠道，监督政府的行为，从而在整个民主政治的运作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主要保护的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新闻界的行业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保护人格权是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自由的重要手段，人们彼此互相尊重他人的人格权，并能自觉捍卫自己的权利，将会为民主和法制的实现奠定基础。[6]因此名誉权保护和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冲突表现为私人人格和感情方面的利益与社会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法律必须寻找相对明晰的界限。
三、冲突解决方案：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与制度设计
通过对公众人物名誉权的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权利冲突的解决应分两种情形。首先是在只涉及公众人物名誉权，而未涉及隐私权的情形下，应当充分保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理由是：公众人物因其职务要求或职业的原因，在新闻媒介助力的作用下为社会公众广泛知晓，他们是当今民主制度的产物，他们代表和维护着一定的公共利益或行业利益，因此公众人物名誉权的保护是以保护公众人物人格尊严、独立与自由为旨趣。只有充分保护公众人物的名誉权，才能实现社会资源向公众人物倾斜的社会目的，从而实现一定的社会公共目的。其次是名誉权与隐私权一致竞合的情形，不再意味着保护公众人物名誉权的绝对优先性，而是对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的弱化。以下从两个方面针对第二种情形探讨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方案。
(一) 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私生活信息进行独立支配的一种人格权。[7]从名誉权与隐私权的对比看，隐私权具有独立性。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是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制度性前提，其直接目的是将隐私权与名誉权区别保护，同时对二者竞合时作特殊处理。建立独立的隐私权制度的意义在于：首先，可以消除行为人在隐私权与名誉权竞合情况下的尴尬，使该情形下侵权行为的认定具有法律依据。其次，有利于名誉侵权行为制度的建立。名誉侵权一般包括侮辱和诽谤行为，大都表现为以虚假的信息影响受害人的社会评价。而侵犯隐私权，行为人传播的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单独建立隐私权制度，那么名誉侵权行为制度将更完整，更具有体系性。最后，增加了公众人物权利保护的层次性，使权利保护的平衡找到依托。假设新闻媒体报道了某公众人物真实的情感故事，该公众人物并不能已侵犯名誉权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媒体并没有传播虚假信息，也没有侮辱的行为。此时该公众人物可以侵犯隐私权为由主张权利保护。而且隐私权制度的建立使我们可以在制度层面上探讨公众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名誉权保护与舆论监督的矛盾。
（二）权利保护的平衡：名誉权、隐私权与知情权、舆论监督权的协调。
权利的保护出现冲突时，我们应当划清他们的界限，应当遵循权利协调和利益衡量的规则，即权利的保护应当达到根本上的平衡，均等的保护不是法律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平衡”[8]，法律上的平衡是由其所依据的利益来决定保护的范围、力度。
1.对隐私权和知情权冲突的协调
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个人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隐私一般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的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9]这一论述，说明了个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一般关系，可以作为处理隐私权和知情权冲突的一般原则。而在公众人物中，如果是政治性公众人物，即公共官员，其本身代表着一定公共利益，其隐私权的空间由其职务要求所定。对于自愿性公众人物，因其主观上追求成为公众人物，那么其必须把更多的隐私坦露于社会公众。对于其他类型的公众人物可参照一般社会公众的隐私权内容，从而达到权利协调的目的。然而在对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协调过程中，除了遵循公共利益原则，还需人格尊严原则优先，即在涉及公众人物的隐秘信息时，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2.正当舆论监督与侵害名誉权的界限
新闻工作者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从舆论上监督公众人物，揭露、批评一些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言行和不良现象，如果这些批评属于正当的舆论、批评的事实是真实的，则被批评者不能以其名誉受到损害为由而要求他人承担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当然，正当的舆论监督批评在效果上会影响到被批评者的名誉，但事实上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下降以及名誉的贬损，并不是新闻批评造成的，而是他们自身的不良行为造成的。
一般认为，正当的舆论监督与侵害名誉权的界限如下:第一，要准确认定报道的事实。新闻报道中批评、揭露的事实必须客观、真实。由于报道失实必然的侵犯了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第二，报道的言辞不能从人格上进行攻击，进行侮辱、诽谤，即使评论中所依据的情况属实，但是用有恶意的词句，造成公众人物名誉权的损害的也要承担民事责任。第三，看行为人的主观态度，行为人在撰写新闻时是有一定主观目的的，如果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报道的事实中有侮辱、诽谤被监督人的内容，并客观上造成了被监督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应认定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即实际恶意原则的体现。
事实上，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与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是十分困难的。从当前的法治现实来看，应当在它们设定一个“度”，这个“度”因主体身份是公众人物还是非公众人物而不能绝对划一，这个问题的把握只能由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来衡量。
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提出几条解决公众人物名誉权问题的原则以供立法与司法实践参考。区分只涉及公众人物名誉权情形与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名誉权情形：第一种情形应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给予充分的保护，第二种情形应适当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或视具体情况（是否损害了公共利益），应向保护公众的知情权适当的倾斜；区分自愿性公众人物与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向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倾斜，这是自愿性公众人物因其主观追求而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名誉利益的让与；区分政治性公众人物与社会性公众人物：如果只涉及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应对政治性公众人物的名誉权给予充分的保护，如果是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名誉权问题，名誉权保护向社会性公众人物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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