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运险“代查勘、代理赔”的法律风险
齐艳铭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52）
内容摘要：国内货运险“代查勘、代理赔”（以下简称“双代”）是人保财险公司实行差异化经营战略的重要之举。其制度设计着眼于在全系统范围内优化理赔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塑造企业形象。“双代”制度实施以来，中国人保财险充分发挥其遍布全国的网络优势，极大地提升了“PICC”的品牌形象。但同时，“双代”制度却类似于一个人的“左手委托右手”，其始终面临着对外并不产生法律效力的风险。本文认为，人保财险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努力变革“双代”管理中的某些环节，才能更好地实现差异化经营和精细化管理。
关键字：国内货运险 代查勘、代理赔 法律风险
一、国内货运险“双代”制度简介
货物运输保险标的具有流动性，实践中往往出现异地出险、异地索赔的现象。由于受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制约，被保险人向承保公司的索赔显得极不方便。同时，国内货运险赔案的标的普遍较小，赔款金额相对偏低，保险标的异地出险后，承保公司赶赴异地理赔也是十分不经济的。因此，为了便捷被保险人索赔，加快理赔速度，降低理赔成本，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早在1989年就建立起了国内货运险“代查勘、代理赔”制度。
所谓国内货运险“代查勘、代理赔”，就是指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标的流动到异地后并出险，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出险地保险公司报案，出险地公司接到报案后，按照权限代承保公司负责现场查勘、定损及理赔的一项管理制度。
出险地公司代查勘、代理赔工作完成之后，按照系统内部的清算制度，通过“出险地基层公司、出险地省级公司、总公司、承保方省级公司、承保方基层公司”的五级清算网络流转赔案的单证、数据和赔款，充分实现实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通畅，极大地提高了全系统的理赔效率。
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人保财险公司实施“双代”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统计，2003年人保财险全系统共处理“双代”案件10990件，流转的赔款金额达1230.69万元；2004年处理赔案10018件，流转的赔款金额达1062.14万元。人保财险实施“双代”制度近16年以来的实践充分表明，“双代”管理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国内货运险业务的发展。
二、国内货运险“双代”委托授权的方式
从以上对国内货运险“双代”制度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出险地公司之所以有权代承保公司查勘、定损和理赔，完全赖于承保公司对出险地公司的委托授权。实务中，这种委托授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一般委托和个案委托。
所谓一般委托，亦可称为制度性委托，即出险地公司“代查勘、代理赔”的权限不是直接来自于承保公司的授权，而是基于总公司颁布施行的相关管理规定。一般委托的特点在于其权限的基础来自于总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各分公司之间在总公司规定的范围内彼此拥有代查勘和代理赔的权限。个案委托是指保险标的在异地出险后，出险地公司发现理赔权限超过总公司规定的范围时，由承保公司直接针对该案的理赔权限进行授权的一种委托方式。相对于一般委托而言，个案委托更加灵活，它是对总公司管理规定的重要补充。而一般委托以总公司的管理规定为制度约束，因此与其说是分公司拥有了代查勘和代理赔的权限，倒不如说是分公司彼此之间互相承担了一项代查勘和代理赔的义务。
需要说明的是，个案委托仅仅适用于代理赔案件的授权，而且只能在超过总公司管理规定范围内的时候才可能适用。对于所有代查勘案件以及总公司管理规定范围内的代理赔案件的授权，是无需承保公司个案委托的。实践中，人保财险总公司规定赔款金额为5000元以上的代理赔案件须由承保公司做出个案委托。
应该指出的是，国内货运险“双代”的委托关系均发生在保险公司系统内部，委托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即承保公司和出险地公司均是总公司所属的不同的两家分公司，均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从法理以及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来看，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均应该是具有独立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民事法律主体。因此，严格地从法律上讲，承保公司和出险地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形象一点来说，一般委托就好像是左右手之间的互相分工，个案委托就好像是左手委托右手。这种“左右手委托”发生在同一个法人主体内部，因此其对内便无所谓法律问题，对外当然也不产生法律上的效力。
三、“双代”委托授权面临的法律风险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双代”委托纵然具有方便、简捷等优点，但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定的法律风险。如上所述，“双代”委托对外不产生法律上的效力，换言之，“双代”委托对被保险人等第三人均不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在审判的时候，一般也会遵循这样的原则，有关这点从以下一则案例中可见一斑。
新疆新粮中转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新粮公司）于2003年8月16日在黑龙江省三江农垦前进金穗粮油有限公司购买大米121吨，总价款199892元，同日于发货前在哈尔滨铁路局前进站某保险公司佳木斯分公司（以下简称佳木斯分公司）投保铁路货物运输保险，保险金额20万元，新粮公司为被保险人。2003年9月3日，货物运到目的地新疆阿图什市火车站，新粮公司发现所购大米因雨淋发生质变损坏，随即向佳木斯分公司报案。由于路途遥远，佳木斯分公司委托本系统的新疆克孜勒苏分公司（以下简称克州分公司）按照国内货运险“双代”管理规定负责代查勘工作，至于定损权限，佳木斯分公司要求克州分公司须及时与其沟通。克州分公司接到报案后，随即派人出现场查勘。查勘完毕，查勘员薛某电话告知佳木斯分公司损失情况为“两三千袋”。由于通讯信号及彼此方言等因素的干扰，佳木斯分公司把损失情况误听为“两三千块”，故佳木斯分公司在电话中口头同意克州分公司按照总公司“双代”管理规定代查勘及定损。
2003年12月末，被保险人新粮公司派人来佳木斯分公司索赔，依据是克州分公司出具的现场代查勘报告。查勘报告记载，保险货物全损810件，雨淋发酸多达3118件，损失金额为14万余元。佳木斯分公司一直认为货损金额不过“两三千块”，突然之间变成了“两三千袋”，金额竟高达14万余元，与其预期损失相距甚远。于是佳木斯分公司做出了拒赔的处理结果。
2004年7月23日，被保险人新粮公司将佳木斯分公司诉讼至新疆阿图什市人民法院，要求佳木斯分公司赔偿保险货物损失14万余元。佳木斯分公司委托某律师应诉，该律师在答辩状中提到：“克州分公司超越权限，我公司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在判决书中写到：“对被告及委托代理人称被委托人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保险公司超越权限的辩解理由不予支持，因被告及被委托人属于行业的委托关系，本院不予审理。”最后，法院判决佳木斯分公司应赔偿被保险人新粮公司大米损失款14万余元。
本案中，法院判决书所指“行业的委托关系”并不正确，佳木斯分公司与克州分公司之间应该属于同一个法人系统内部的委托关系。尽管有此瑕疵，该院作出“不予审理”的判决结果还是符合法律基本精神的。
可见，国内货运险“双代”委托关系是不受法律管辖的，是法人内部的事情。进一步说，抛弃本案事实不论，单从证据学上来讲，即便克州分公司真的超出了委托权限，这种“越权”行为对外也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本案中，由于信息传递失真导致出险地公司超越权限代查勘和定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偶然性。然而在实务中，出险地公司与被保险人之间恶意串通、夸大定损等导致承保公司超额赔付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可以说，承保公司与出险地公司虽同为一个系统内部的各家分公司，但由于彼此之间缺乏诚信，导致“双代”委托之间争议频繁。
由是观之，“双代”制度给保险公司理赔工作带来效率的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公司的法律风险。
四、防范“双代”法律风险的若干建议
承保公司与出险地公司一旦因委托权限发生了争议，由于这种内部委托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便形成了法律适用上的“真空地带”。如何防范“双代”法律风险，便成为保险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建议，国有大型保险公司要在充分发挥系统全国网络优势的同时，还应该双管齐下，着手打造一个“内强管理、外协合作”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灵活的“代查勘、代理赔”管理流程。具体来讲，可从以下两个途径来防范“双代”法律风险：
1.内强管理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内强管理属于事前防范手段。所谓“内强管理”，即指加强“双代”委托授权管理的制度建设和落实，努力发挥承保公司和出险地公司之间的网络协同效应，真正做到类似于“左手委托右手”同受一个大脑指挥那样地协调一致，这样便可大大减少由于信息传递失真及管理失控等因素造成越权的法律风险。
2.外协合作
相对于内强管理而言，外协合作则属于事后救济手段。具体来说，其核心就是要把“双代”委托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转嫁给系统外部，即委托系统外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代理人行使查勘、定损等权利，一旦因代理人越权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超额赔付等的损失时，保险公司尚可以启动追偿的法律程序予以补救。
一般来说，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资信较好的若干家保险公估公司作为代理人，由公估公司在被委托的权限内从事“代查勘、代理赔”工作。一旦公估公司的越权行为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保险公司便可以向公估公司行使追偿权，以此实现风险转嫁的目的。
然而在实践中，委托公估公司“代查勘、代理赔”的操作模式还存在着各种各样认识上的分歧。一些人主张“肥水不流外人田，委托公估公司会增加理赔成本”; 还有一些人主张“委托公估公司会降低全国性财产险公司的网络优势”，等等。
由于缺乏相应的数据作支持，笔者不敢轻易否定上述主张。但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还是应该大力提倡理赔外协的。国内货运险“双代”如果能够因地制宜地交给社会上一些资信较好的公估公司操作，则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公司和公估公司各自的比较优势，优化理赔资源，节约理赔成本，提高理赔效率，还可以通过这种合作外协的方式转嫁以往“双代”制度下的法律风险。据悉，深圳一些财产险公司车险业务的现场查勘工作已经部分地委托给公估公司操作。车险业务可以如此，国内货运险业务当然也可以借鉴。那种“肥水不流外人田”和“降低网络优势”的主张显然是计划经济思想的产物，理应被实践所淘汰。
备注：本文发表在《保险研究》2005年第6期，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简介：
齐艳铭，男，律师资格，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获法学学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管理部。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国际贸易法、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等。曾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专业文章10余篇。2004年，被《中国物流与采购》杂志聘为“特约撰稿人”。“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诠释第三方物流”一文在2004年第三届中国物流学术年会上获得三等奖。
联系方式：北京市宣武门东河沿街69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理赔管理部
邮政编码：100052
联系电话：010-63156688转8530
电子邮件：qiyanming@126.com 或 qiyanming@piccnet.com.cn
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
（1998年7月20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新情况和新问题，推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顺利进行， 1997年11月14~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省吴县市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首次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 15个高级人民法院、20个中级人民法院和3个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或副庭长、审判人员，以及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办公室、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公平交易局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共60余位同志参加了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出席座谈会并作了讲话。北京、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同志介绍了近年来开展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情况和经验。与会同志围绕当前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和5个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讨论。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积极稳步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主要表现在：各级法院逐步树立正确的审判指导思想，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依法受理并审结了一大批案件，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社会影响较大、国内外关注的案件，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有效地保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树立了人民法院严肃、公正执法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法院审判经验的基础上，陆续发布了若干司法解释和文件，对指导各级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起到了重要作用；各级法院重视知识产权审判组织建设，全国已有20余个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许多未设立知识产权庭的法院也已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统归一个审判庭审理，或专设合议庭审理；各级法院狠抓了队伍建设，注重提高法官的政治、业务素质，通过举办研讨会、培训班等方式培训专业审判人员，已有相当数量的审判人员能够胜任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不严格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审理案件、裁判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民法院严肃执法的形象；有的案件严重超审限，使合法的权利迟迟不能实现；审判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在新形势下，要使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领导，进一步提高认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严肃执行知识产权法律，大力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不仅是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需要，而且对鼓励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艺术的传播发展，把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保护公平竞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具体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关键在领导。各级法院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要性，对影响重大的疑难案件要多研究、多指导，要切实把好办案质量关，努力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
（二）健全知识产权专业审判机构
实践证明，建立专业审判机构对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分有益。在案件较多、又有条件的高、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在机构设置规定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其他高、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将各类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集中于一个庭审理，既有利于审判人员总结积累审判经验，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也有利于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和指导。
（三）大力培养和稳定专业法官队伍
大力培养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的专业法官队伍对搞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十分重要。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培训了数千人（次）的知识产权审判人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培训班年年搞，研讨会年年开，但仍有不少知识产权审判人员是新手，这与一些法院对知识产权审判人员频繁调动不无关系，这既不利于审判人员的专业培训、审判业务水平的提高和经验的积累，也不利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整体发展。因此，必须保证一定的审判骨干力量相对稳定地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四）加强监督指导工作
坚持大案要案报告制度，对于保证知识产权案件办案质量是很有必要的。各高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内受理的大案要案应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书面报告，包括：争议标的数额超过500万元以上的案件；涉外案件；同一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的当事人互为原、被告，并由两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院先后立案的案件；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意见的案件；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等。
对于下级人民法院上报请求的案件，要严格控制并予规范。凡不属于适用法律上重大疑难案件一律不得向上请示。必须请示的案件，应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并有倾向性意见，同时附有案件审理报告。
各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或归口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审判庭，对申请再审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包括不服本院及下级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申请再审的案件，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依法审查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强对全国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抓紧制订司法解释，适时召开专题研讨会，举办培训班，努力改变监督、指导不力的状况。
二、关于严格诉讼程序问题
审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应当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判程序的司法解释，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与会同志就知识产权审判程序，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收案范围和案件受理问题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以下各类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1、关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纠纷案件；2、关于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和邻接权、科技成果权等纠纷案件；3、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受理的案件； 4、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5、其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起诉人，可以是合同当事人，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独占、排他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依照法律规定已经继承或正在继承的知识产权中财产权利的继承人等。
（二）案件管辖问题
1、级别管辖。目前，除专利权纠纷案件属于指定管辖外，对于其他绝大多数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各级法院均有管辖权。近年来，虽然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总量有增加，但是，案件的绝对数量仍然较少。许多基层法院审判人员由于接触案件少，难以较快熟悉审判业务，对保证办案质量有所影响。不少同志认为，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一审，有利于锻炼专业法官队伍，提高办案质量。建议除少数已经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基层法院外，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一审法院，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对专利纠纷案件，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确定一审法院。
2、地域管辖。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依案件的性质可以由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和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在审判实践中，一些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关于"侵权结果发生地"的理解，有一定的混乱，有的甚至认为，在侵权案件中，受到损害的原告住所地或者"侵权物"的达到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与会同志普遍认为，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是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不能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为原告所在地就是侵权结果发生地。
对于以销售侵权物品为由起诉销售者的案件，销售地法院有管辖权；如果原告对销售者不起诉，仅对制造者起诉，制造地与销售地又不一致的，应由制造地（通常为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如果在侵权物品销售地以制造者与销售者为共同被告起诉时，侵权物品销售地法院有管辖权。销售者是制造者的分支机构的，其销售行为视为制造者的销售行为，原告在销售地起诉制造者的制造、销售行为的，销售地法院有管辖权。
（三）举证责任和证据的审查认定问题
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与其他民事纠纷案件一样，应当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在侵权案件中，原告应当证明自己享有的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及被告对其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原告完成举证义务后，由被告进行抗辩。被告提出的抗辩主张，可以是对原告所举事实与证据的否定，也可以提出其他主张，并且应当为此提供必要的证据，例如其主张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时，应当举证证明其主观上没有过错。在举证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注意举证责任的转移问题，即在当事人一方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时，对方对该项主张进行反驳的，应当提出充分的反证，这时，举证责任就转移到由对方承担。此外，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的某些主张，应当根据法律并从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一方对于自己的主张，由于证据被对方掌握而无法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对方当事人举证。例如，在方法专利和技术秘密侵权诉讼中的被告，应当提供其使用的方法的证据，被告拒不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侵权行为证实后，权利人要求按照侵权人的获利额进行赔偿时，侵权人应当提供其经营额、利润等情况的全部证据，侵权人拒不提供其侵权获利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有关帐务帐册，依法组织审计。
对证据的提交和审查认定，与会同志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证据一般应当在开庭前递交，并且应当给各方当事人留有交换证据的时间，交换证据可以通过开庭前组织各方当事人的方式进行。
2、开庭后提交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采信；经过庭审有待进一步查明的事实，可以给予当事人合理的举证期限，但以不影响在审限内结案为原则。
3、对证据的审查，应当注意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真审查其证明力。对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得采信；对与证明案件事实无关的证据应予剔除；当争议双方提出相反证据时，应当结合其他关联证据确定采信哪方提供的证据。
4、对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必要时应当及时作出证据保全的裁定。
（四）专业鉴定问题
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对专业技术事实的审查认定，人民法院必须充分重视专业鉴定。不少同志介绍了组织专业鉴定的做法，主要有：
1、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理案件的实际需要，决定是否进行专业鉴定。
2、如果没有法定鉴定部门，可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选择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指定有一定权威的专业组织为鉴定部门，也可以委托国家科学技术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但不应委托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国家版权局进行专业鉴定。
3、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鉴定专业技术问题，对所提交鉴定的事实问题发表意见。
4、人民法院应当就当事人争议的专业技术事实，向鉴定部门提出明确的鉴定事项和鉴定要求；应当将当事人提供的与鉴定事项有关的全部证据、材料提交给鉴定部门；对当事人提交并要求保密的材料，鉴定部门和鉴定人负有保密义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告知鉴定部门的名称以及鉴定人的身份，当事人有权对鉴定部门提出异议，也有权要求鉴定人回避。
5、当事人有权就鉴定项目的有关问题向鉴定部门和鉴定人提出自己的意见，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认真研究答复。
6、人民法院应当监督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在科学、保密、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干预的情况下作出专业鉴定结论。
7、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将鉴定结论以及作出结论的事实依据和理由、意见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人民法院。鉴定结论应当经过当事人质证后决定是否采信；当事人有权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未经当事人质证的鉴定结论不能采信。
（五）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中，严格依法适用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措施，对于制止侵权，防止权利损失扩大并保证生效判决的顺利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措施应当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慎重进行。在采取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措施前，应当严格审查当事人是否提出了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申请并提供了可靠足够的担保；申请人享有的知识产权是否具有稳定的法律效力；被申请人的侵权事实是否明显；保全的范围是否合理，保全的方式是否适当，先予执行是否必要，被申请人是否有偿付能力等。对于不必要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或者保全或先予执行结果会结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不应当采取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措施。
三、关于正确适用法律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中要做到严肃执法，必须熟练掌握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深刻领会立法本意和正确理解各个条文的含义。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知识产权法律适用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行政法规，是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与会同志认为，对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适用应当坚持：第一，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法律有专门规定的依据专门规定的原则。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新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第二，法律优于行政法规，即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行政法规；无法律也无行政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法律原则处理。第三、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严格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法规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二）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处理原则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是指对争议的智力成果或者标记，原、被告双方均拥有知识产权。造成权利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对知识产权审查授权的部门不同，且这些知识产权授权的最终审查权不在人民法院。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冲突的案件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1、同一类型权利的冲突，如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专利权之间的冲突；2、不同类型权利的冲突，外观设计专利权与商标权发生冲突，或商标权与著作权发生冲突，或商标权与在先使用的商品的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权利发生冲突，或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发生冲突等。
如何解决权利冲突，公正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与会同志认为，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或者其他民事纠纷案件中，凡涉及权利冲突的，一般应当由当事人按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撤销或者无效程序，请求有关授权部门先解决权利冲突问题后，再处理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或者其他民事纠纷案件。经过撤销或者无效程序未解决权利冲突的，或者自当事人请求之日起3个月内有关授权部门未作出处理结果且又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原则，依法保护在先授予的权利人或在先使用人享有继续使用的合法的民事权益。
（三）民事制裁的适用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9月29日制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通知》的规定，与会同志认为，为了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严厉制裁侵权者，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中，对情节严重的侵权行为给予相应的民事制裁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具体罚款数额，可以参照有关知识产权单行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予以确定。
（四）侵权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诉讼时效应当依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审判实践表明，某些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是连续进行的，有的持续时间较长。有些权利人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年内未予追究，当权利人提起侵权之诉时，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仍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内，侵权人仍然在实施侵权行为。对此类案件的诉讼时效如何认定？与会同志认为，对于连续实施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止已超过2年的，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在该项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2年计算，超过2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
（五）侵权损害赔偿
赔偿损失是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最广泛、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如果对权利人提出的赔偿损失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损失大赔偿少"、"得不偿失"的情况，不能依法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基本赔偿原则是赔偿实际损失。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曾对商标侵权、专利侵权损失赔偿的计算问题制发过司法解释。审判实践证明，这些司法解释对于大多数案件，是适用的，但也出现一些案件的损害赔偿额难以用现有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方法来计算。对此，与会同志认为，对于已查明被告构成侵权并造成原告损害，但原告损失额与被告获得额等均不能确认的案件，可以采用定额赔偿的办法来确定损害赔偿额。定额赔偿的幅度，可掌握在5 000元至30万元之间，具体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类型、评估价值、侵权持续的时间、权利因侵权所受到的商誉损害等因素在定额赔偿幅度内确定。
（六）犯罪线索的移送
与会同志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严惩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十分必要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如果发现侵权行为情节严重或者获取非法所得数额巨大构成犯罪嫌疑的案件，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对于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